如果我不曾得知南京暴行，面对这样一个拥挤而繁荣的城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所发生过的一切

　　 书桌上静静地躺着四盒黑白外壳的录像带，边角已经隐约有些磨损。带子一侧，被细心地标注着拍摄的时间和被采访者的姓名。拿起其中的一盒，上面的字迹依旧清晰：Xia Shuqing 7/27/95。

　　 美国当地时间2007年12月16日，一部真实记录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深入探索南京大屠杀悲惨历史、撰写《南京大屠杀》过程的纪录片在美西硅谷试映。中新社发 陈钢 摄

　　 资料图片：已故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

　　 “看到上面的字了吗？这都是张纯如当年一笔一画写上去的。”吴先斌说。

　　 吴先斌是“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馆长，同时也是一位私企老板。这个个人出资、纯粹民间性质的陈列馆正式开馆于2006年12月13日。

　　 这四盒录像带，是13年前张纯如在南京采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时的影像记录，9位采访对象，每盒录像带时长150分钟，总共600分钟。1995年7月，在南京燠热的盛夏，被寻访历史真相的激情所鼓舞着，张纯如马不停蹄地奔波了20多天，每天工作10个小时。

　　 在这位因著述《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而为世人所知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去世3年之后，她13年前拍摄的录像带，最近又把那些印证着历史事实的分分秒秒，呈现在人们面前。

　　 借助一架旧式录像机，本刊记者看到录像带的片段内容---镜头画面时有晃动，音质效果也欠佳，采访者的声音常常被淹没在汽车的喇叭声、知了的鸣叫声以及来往路人的喧闹声中。这一片似乎永远不能消减的嘈杂，伴着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穿越了13年的风尘雪雨，真实地震撼着屏幕前的我们。

　　 在共计600分钟的录像带中，只有一个短短几秒钟的镜头拍摄到了张纯如本人。那是在采访夏淑琴的时候，摄像机在三脚架上没有固定牢，一下子翻了过去。幸好为张纯如充当翻译的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杨夏鸣一把将它接住。摄像机在这时记录下了张纯如察看镜头时焦急紧张的面容和她对杨说的那句：“Thanks God, you caught it！”（感谢上帝，你抓住它了！）

　　 13年前的历史记录终留南京

　　 站在南京地铁一号线“安德门站”的站台上眺望，“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隔着飞扬的尘土和静穆的烈士陵园，远远地隐匿在绕城公路与安德门外大街交界处的一片厂房之间。灰色的小楼，不起眼的门楣，安静得与城市的喧嚣格格不入。

　　 当那扇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的时候，会让人恍然觉得是站在了历史翻开的那一页。

　　 经过整整两层挂满抗战英烈照片、留满参观人士签名的“纪念墙”往上走，是陈列馆的展室大厅。迎面的大理石墙面上，金色的字体雕刻着“义勇军进行曲”；另一侧幸存者代表的照片墙上，66张照片整齐地排列着。展室大厅的屋脊上，挂着八幅美籍日裔艺术家棚桥一晃赠送的“南京恸哭”系列绘画作品，浓烈的红黑色油彩扭曲着，仿佛是正在往下滴淌的鲜血。大厅一角展柜的玻璃下，有一张特别的身份证被柔和的灯光映照着：雷桂英，女，汉，1929年5月6日，江苏省江宁县汤山镇汤山村。

　　 在四楼大厅里一排排整齐的书架之后。一台电脑、一盏桌灯、一只烟缸，吴先斌手指间夹着一支烟，若有所思地坐在一摞书和材料的后面。

　　 “与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女士接触，最早是由于博物馆在2007年11月9日办了张纯如逝世3周年的追思会。”吴先斌对《望东方周刊》说。张母当时通过网络得知了此事，对于南京抗日战争博物馆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当晚致电杨夏鸣对此事表示了感激。作为13年前张纯如赴宁拍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资料时的陪同翻译，杨夏鸣与张母时有交流。

　　 由于1995年张纯如赴南京调查所签的是“旅游签证”，所以她临行时非常担心辛苦拍摄的录像带会在海关遭阻，回美国之前特意复制了一份交给杨夏鸣保管。

　　 “一开始我将它保管在我爱人所在单位---南京大学的一间恒温的屋子里，后来就放回家中。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想到张纯如会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加上她手中也还有原件，也就没有意识到这些录像带的特别珍贵之处。张纯如逝世以后，她的很多资料都由她的丈夫捐献给了美国胡佛研究所。我所保管的复制版，是张纯如生前留在南京的唯一大型实物，就格外珍贵了。”杨夏鸣说。

　　 2007年适逢抗日战争爆发70周年，杨夏鸣、吴先斌以及其他专家学者与张盈盈女士进行了沟通，希望这些珍贵的录像带可以留在国内，实现其社会价值。张母最后同意继续由杨夏鸣保管，同时陈放在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公开展映。

　　 她对吴先斌说：“你们的做法（民间人士创办纪念馆）很好。这些带子希望你们能够妥善保管，长期公开展览，等不用的时候再还给我们。”

　　 2007年12月15日，张盈盈女士来南京时，将“追求真理、维护和平”的题词赠给了陈列馆。

　　 “张纯如这些影像资料能够在我们这里展映，我非常感激。这是对我们民间人士从事南京大屠杀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的一种肯定和支持。”吴先斌说，这四盒录像带作为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影像和证言，具有更强的真实感和说服力，是极其珍贵的史料。

　　 “我认为，张纯如的贡献还在于打破了‘唯有专家学者才能对研究有发言权’的界限，我希望这些影像资料的内容在社会上有更加广泛的传播，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民间人士来关注、研究那段历史。”吴先斌说。

　　 她常常独自一人站在纪念碑前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是四盒录像带里9位被采访人中目前唯一健在的老人。对她的采访，是13年前一个蝉鸣声声的夏日。身着浅灰色衬衣的夏淑琴，坐在美龄宫前马路边的一棵大树下，在镜头前讲述他们一家曾经亲历的南京梦魇。

　　 当时只有8岁的夏淑琴，全家9口人，只有她和躲在毯子下面的4岁的妹妹幸免于难。但是由于妹妹在毯子下呆的时间太长，“差一点就闷死了，从此一生都遭受着严重的脑损伤的折磨”。老人边说边比画着，不时地拿手帕擦拭泪水，还有额头上渗出的汗珠。

　　 采访时，张纯如提出了许多详细的问题，诸如：“当时你多大了？”“你的妹妹叫什么名字？”“你的先生在哪里工作？”“你们有几个孩子？”然后请杨夏鸣一一翻译给夏淑琴，老人回答后再由杨转译成英文复述给张纯如。

　　 “你觉得日本人应该怎么做才能补偿对受害者的伤害？”对于张纯如的这个问题，夏淑琴老人的回答艰涩而又坚定---她想了许久，缓缓地说：“日本人对南京干了许多坏事，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害得这么多的人承受这么大的痛苦……我们全家三代人，最后就只活下两个孤儿……我的眼睛快要哭瞎了，非常痛苦……要叫他们赔人……可是赔人他们是赔不起的……说实话他们干了这么多坏事，我本人觉得他们需要自己承认他们杀人的事实……虽然杀人的是日本的老一辈，但是作为日本小一辈的也要好好地想一想，这是为什么，要是这里面有他们的父辈的话……”

　　 在采访完夏淑琴老人之后，张纯如一行还驱车前往夏淑琴当年的老宅---新开路5号。汽车在长长的马路上颠簸。摄像机拍摄下了沿途砖墙斑驳的小巷，充满着琐碎生活气息的街景，拥挤的车辆和一闪而过的人群。那是13年前的南京城。

　　 张纯如在后来所著的《南京浩劫》一书中说：“如果我不曾得知南京暴行，面对这样一个拥挤而繁荣的城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所发生过的一切。”

　　 和一般地询问大屠杀受难细节的采访不同，张纯如的采访涉及大量的历史背景和生活情节。比如，对人力车工人潘开明的采访，她问到“你吃的什么？”“穿什么衣服？”“下雨天你怎么办？”“道路是什么样的状况？”“当年南京平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等等诸如此类具体详细的问题。对于南京生活非常熟悉的潘开明对这些问题都认真回忆，并生动描述了蒋介石当年在南京推行“新生活运动”的一些情况。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在镜头前露出了自己的伤疤。李秀英将肚子上的衣服掀起，那个丁字形的伤口赫然呈现在镜头里，狰狞而可怕；她还现场演示了当时与日本兵殊死搏斗的场景：如何逮着一个矮个子兵的领子，将他摔出去做挡箭牌，直到自己被刺破肚子昏死过去；陈德贵的伤口很大很长，以至于看起来腿骨已经在伤口处折断了……残忍的细节和幸存者生活的艰辛，都给了镜头后的张纯如极大的触动和震惊。

　　 杨夏鸣向本刊记者回忆，除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张纯如还寻访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每到一处纪念碑前，她都用摄像机拍下纪念碑碑文和周围环境，并常常独自一人站在纪念碑前，久久地陷入沉思。

　　 她只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也许史雷永当时并没有想到，1994年底，在由他所发起的美国华人“抗日史实维护会”上展出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图片，竟然彻底改变了华裔女子张纯如以后的人生轨迹。张纯如当时对他说：“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西方人为何对此一无所知？”

　　 深受震动的张纯如决定用英文写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书。

　　 为了取得第一手的证言，张纯如不再满足于在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搜集材料。1995年夏天，她决定只身奔赴南京。

　　 对于13年前与张纯如一起采访拍摄的情景，杨夏鸣至今印象深刻。“当时，天气很炎热，我们每天早上8点多就出发，打个车，由时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领着我们去寻访幸存者的家。他们的家有的非常偏僻，转来转去很难找，并且所有的幸存者都住在十分简陋、破旧的房子里，生活条件很不好。”

　　 在张纯如后来根据所搜集文字和影像资料写成的《南京浩劫》一书中，曾有这样的一段话来描述当时的心情：“加害人的生活过得比受害人好得多，我心里犹如一股恶气咽不下去！”

　　 第一天采访唐顺山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经验。拍摄的时候，杨夏鸣先要不停地将中文译成英文，再将英文翻成中文，当天一直整理到晚上9点才回家。“到了后来几天，我们就逐步摸索出提高效率的方法。采访完之后，我简要地向张纯如用英文复述，然后再提出问题。因为我渐渐地对她的思维有了了解，就帮她一起提问，以节省时间。”

　　 “张纯如对于这些受害者的同情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更体现在言行之中，以及书中的字里行间。对于每个幸存者她都会给一两百块钱。有时候让我这个南京人都会觉得十分羞愧。”杨夏鸣说。

　　 张纯如在拍摄期间曾表示：“随着对历史真相的不断了解，如不把这些史实写出来，就对不起那些被日军血腥屠杀的中国人和被战争伤害了一生的幸存者们。”

　　 在拍摄李秀英时，张纯如问道：“在美国有一项针对二战受害者的索赔，你知道这件事情吗？”李秀英说并不知道此事。张纯如便详细地记录下了老人的通讯地址，一再说明日后将会把信息和材料邮寄过来，希望老人也可以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

　　 在一天采访回来的路上，张纯如还郑重地向杨夏鸣说，她以后将去学法律，将来代表这些人与日本打官司，以得到赔偿。

　　 “有很多人批评张纯如的书里有不少情绪化的东西。可是我想，面对记录着南京暴行的大量令人发指的历史文献，任何有着正常情感反应的人能否真的做到不带感情色彩呢？”杨夏鸣在《南京浩劫》中文译本第三版的《后记》里这样说。

　　 一天的采访拍摄之后，张纯如和杨夏鸣就回到在南京大学科研楼借到的房间里，紧张地翻译整理。对着当时还很少见的25寸大电视，他们反复地播放录像，逐字逐句地推敲。“有时候对于英文的表述存在分歧的地方，我们就会认真地商量、交流，再由张纯如完整精确地输入到电脑里。”

　　 杨夏鸣对《望东方周刊》记者描述了当年他们的工作环境。在那间不大的房间里，墙上挂着1937年的南京地图。张纯如根据幸存者潘开明描述的路线，逐一在地图上找到地名，并且画出详细的线路图。

　　 “由于记忆难免会出现遗忘，口述历史有时候也是不太精确的。因此，她看到幸存者的回忆与现实的记载一一对上了号，终于松了一口气，也觉得很欣慰。”

　　 杨夏鸣说，在拍摄中，张纯如表现了超乎常人的认真和执著，这也正是她能最终完成《南京浩劫》的主要原因。“张纯如的影像资料，以及在此基础上写成的著作，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南京大屠杀这一段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第一个在西方世界传播大屠杀真相的人，她在这方面的贡献无人能比。”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姚雪青、记者蔡玉高/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