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之年的金融形势注定难以平静。

　　姚明与成龙的广告继续在电视上滚动播出，奥运赞助商VISA向中产阶级们宣扬着信用社会的美好，美国的次级贷款危机从未停止扩散的脚步:美国人住上了房子，还不起钱就跑了，而他们的债券却被层层包装卖到了全世界。

　　3月26日，花旗银行推出一份研究报告，将中国2008年增长率由预期的10.5%调低为9.8%。花旗亚太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称，美国经济恶化影响到了亚洲新兴国家经济发展前景。他们同样把印度经济增长率的预期从8.3%削减为7.7%，而2007年，除日本之外的亚洲经济体经济年增长率为8.8%。在此前世界银行的季报中，也将中国2008年的预期增长率由10.8%下调至9.6%，而1978年以来的平均增长率为9.7%。美国的增长预期0.8%。

　　美国经济放缓与高通货膨胀成为笼罩中国经济的两层乌云。美国GDP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的对外贸易则相应下降4～5个百分点。延续了近30年的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以外需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模式遇到了挑战。

　　产业升级、贸易摩擦、渠道压制甚至新“劳动合同法”都将那块“劳动力”的木板越锯越短。更深层次的冲突在于，在世界经济史中，从没有像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从异常落后的状态直接追逐发达国家的先例。中国作为世界第三贸易国，其贸易比价对大国本身的发展是不能忽略的。中国经济对外国市场的依存度出奇的高;中国的核心生产技术依赖外国企业;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界自然资源;经济的贸易比价日趋对中国不利。

　　过去对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片面追求，导致中国经济目前陷入了一个尴尬境地——中国生产什么，什么产品就不值钱;中国进口什么，什么产品就价格飙升。

　　在这一困境下，2007年以来的“银行排队”现象则更具时代转折的意味。

　　居民日益上涨的投资热情带动了定期存款大搬家，极大加强了高储蓄国家向高投资国家转变的可能性。超过了16万亿元人民币的居民储蓄，与超过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同样成为流动性过剩的一员。资本突然成为比较优势，“中投公司”还未挂牌就将30亿美元砸向了黑石，成立两年多的私人股权基金——红杉中国基金，去年已经将两家中国公司推向了境外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百名之外跃升至第4位，国民财富和居民收入也大幅度增加。在国际经济体系新的竞争格局中，中国从单纯以廉价劳动力为最重要比较优势的国家开始转型，走向比较复合型的竞争优势，其中资本要素的优势将更为显著。

　　“若干年后，当我们重温‘次贷危机’这一历史事件时会发现，它既是世界格局的拐点，也是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崛起的重大历史机遇。”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稻葵说。

　　在美国经济放缓的压力下，中国的国家资本能力将接受考验。

　　奥运之年，中国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上市银行的净利润平均增长超过了60%，其中兴业银行同比增长126.04%，招商银行增长了124%，市值曾超过花旗的工商银行增长了66.44%，即使受次贷损失最重的中国银行也实现了31.33%的增长。“中国银行业已经延续了两年的超常规增长。”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对本刊记者说。

　　2007年中国A股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超过6532亿元，股市总市值达到32.7万亿元，2007年底银行贷款余额超过32万亿元，规模与中国股市总市值基本等量。虚拟经济与GDP总额之比为132.6%。

　　“改革开放30年留下两个遗憾。”中国工商银行投资部总经理李勇对本刊记者说，“第一是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型公司太少，第二是金融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缺乏有创新能力的大型公司主要原因也源于缺乏金融企业和资本市场的强大支持。”

　　可以预见的是，国家的资本能力将成为中国参与大国博弈与全球资源再分配的重要砝码。中国的主权基金能否入主华尔街，取得金融中心的控制权？中国大型银行能否扩大业务，攫取食物链最顶端的果实？中国企业能否获得更多资本扶助，涌现出微软、谷歌那样的商业帝国？中国公民的财产性收入能否超越劳动性收入？对于执政者来说，“发展”的概念也将不仅仅是“生产”。

　　从国际经验看，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无一不是首先以经济体制的优势为先导。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曾经做过系统分析，如果按公元1600年时哪国能借到大量公债、哪国没借公债将各个国家分成两组，那么就会发现，400年前国库里存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都贫穷落后，而当年靠发国债发展的国家今天基本都既民主法治，又经济发达。

　　“国家资本能力的强弱，对于一个基本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至关重要。”陈志武对本刊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