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本化的个人价值

　　如果说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体现了国家资本能力的核心资源与硬件基础，那么民间资本家的冒险精神则为这个资本舞台提供了充实的题材与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国家资本化的价值链上，他们就像神奇的催化剂，把未来的价值变为今天的资本，用今天的资本创造未来的价值。他们的故事同样是国家资本能力的一部分。

　　沈南鹏就是这样一个人。

　　沈南鹏不仅是红杉中国基金的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也是携程网和如家连锁酒店的创始人之一，而后者更为人所熟知。他个人也在早期投资了分众传媒和易居中国——另两家在美国上市的超过10亿美元市值的中国企业。目前，沈南鹏和他20余人的团队每周都会接触30多家创业期和增长期的公司，一年下来就有1500家之多，沈南鹏会选择其中的近20余家进行股权投资。红杉是美国最知名的风险投资基金，在它的扶助下苹果电脑、甲骨文、谷歌、雅虎、思科、EA已经成为今天的商业帝国，这些伟大的公司使美国经济继续成为世界的火车头，而沈南鹏的梦想，则是在中国内地延续这项光荣的传统。

　　“创办和做大一家企业，传统的方法是通过盈利滚动发展，但是如果处于市场的爆发期，企业必须迅速扩张、规模化，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而现在中国的金融机构不太可能给予这些处于增长期的企业提供足够的资本。”沈南鹏对本刊记者说。根据企业与资本的关系，沈南鹏将企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创业期、增长期和上市卖出期。“在美国，风险投资基金与股权基金主要参与这一链条的两端，即创业期和卖出期，银行参与相当部分增长期的融资;但在中国，商业银行很少愿意介入这一阶段。”沈南鹏说。他对国内商业银行的“有色眼镜”表示理解，“在国内国有企业往往具有更好的信用、更规范的审计以及垄断性的资源，而这些都是增长期的民营企业所缺乏的。银行从控制风险的角度有它自己的立场”。

　　而沈南鹏主要选择的对象就是创业期与增长期的私营企业。自2005年以来，红杉中国已经投资了40余家企业，行业分布广泛，既包括传统的制造、能源也包括消费服务和产品、媒体和互联网。“在美国，我们的‘火力’可能会更集中，但中国很多行业都在起步阶段，哪里都是机会。开个玩笑，在国内，我们与黑石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单一投资的支票可能比我们更大而已。”沈南鹏说。去年，红杉中国投资的文思软件与亚洲传媒已经分别在纽约和日本上市。

　　这个当年上海少年数学神童，骨子里更多地保留了上海老派资本家的精明与冒险精神。上世纪80年代，沈从上海交大数学系毕业后去美国耶鲁商学院读MBA。“因为我在美国的第一站是纽约。如果当时去的是得克萨斯或者加州，那么我肯定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在纽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的氛围下，大家谈论的都是经济、股票，我自然也就跟着关注资本市场了。于是我从最初的数学系转到了MBA，也就这样‘随大流儿’地进入到了华尔街。谈不上幸运，我仍然很羡慕我原来那些仍在做科研的同学。”沈南鹏说。

　　1992年，24岁的沈南鹏毕业后进入了纽约花旗银行总部，起初做普通的投资银行工作，关注的是拉美证券及衍生产品。默默无闻的两年后，情况突然发生了改变，由于中国经济形势持续看好，开始有第一批企业海外上市，有中国背景的证券业者格外吃香。“1994年去雷曼之前，我接到了几个投资银行的Offer(工作邀请)，那种感觉真是完全不一样了。”之后沈南鹏出任了德意志银行的中国资本市场主管，其间，沈最引以为豪的是帮助中国财政部成功发行了5亿马克债券和多家中国企业发债上市。

　　直到1999年，沈南鹏选择与梁建章、季琦创办携程网，他的职业生涯有了180度的大转弯。“可能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做了8年的投行后又做了五六年的经营者，这样的经历非常独特。”沈南鹏说，他能以资本市场和创业者的双重角度考虑投资项目，这使他感觉到可以了解谈判桌两边的立场。沈南鹏说，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工作能让他如此“Enjoy”。

　　国家“炼金术”

　　与沈南鹏早期经历相似，现任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同样是研究自然科学出身，同样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华尔街工作。祁斌曾供职于法国巴黎银行、高盛银行，先后在纽约、伦敦等地从事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资产管理和风险投资等业务。与沈南鹏不同的是，2000年祁斌回国后加入了中国证监会，历任战略规划委员、基金监管部副主任。

　　在华尔街工作之初，祁斌强烈感受到，资本市场这个触角遍及全球各地的金融枢纽是在怎样永不停息地推动着世界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他一直希望找到一本关于华尔街历史的书，以希望能够以美国资本市场的经验为“匆匆前行的中国提供一个历史参照”。2004年，祁斌翻译完成了美国经济历史学家约翰·戈登的《伟大的博弈》。祁斌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亚当·斯密在1776年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为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朴素而深刻的理论基础，而资本市场的出现将这一概念大大深化和拓展了……借助这个市场，人类社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现了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效率，对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有重大的影响。”

　　今年1月，成立16年以来中国证监会首次推出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不仅回顾了近30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强调了资本市场的国家战略意义，同时明确了至2020年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两项战略目标:成为公正、透明、高效的市场，为中国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做出重要贡献;成为更加开放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报告”写作组组长祁斌认为，“在世界的东方，中国资本市场完全有可能成长为国际资本市场体系中重要的一极，并通过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同发展，成就一个大国经济的崛起”。

　　依托于强大的资本市场，社会的资本化才能进入更深层，国家资本能力才有可能获得进一步提升。耶鲁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陈志武将一个国家的资本化分为四个层次:土地、矿产资源产权化、票据化;政府未来收入流的证券化;企业未来收入流的证券化;个人、家庭收入的证券化以及为此服务的信用体系和现代金融工具。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将可以把“价值”在不同空间和不同的时间之间进行交换。

　　历史上，中国社会长期以劳动力为核心因素驱动社会进步，反而忽视资本能力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看，金融治国与资本富民的理念十分薄弱。

　　陈志武的研究发现，从康熙中叶开始，每年财政盈余约白银500万两，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结余在1000万两左右。鸦片战争之前的年度财政盈余也超过500万两，到鸦片战争后的1847年，财政结余为380万两。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国家财政结余高达760万两。“这些数据说明，虽然按照传统儒家理财观念看晚清的结余可能还太少，但当时的经济国策从根本上讲极其荒谬:在两次鸦片战争都失败同时又面对日本的威胁下，朝廷不仅不想法把未来的收入透支来加速发展国力，反倒还一心放在‘节流’上，只想到往国库多存钱。结果是国力相对其他国家继续衰退。”陈志武对本刊记者说。而同一时期的英国则通过发行国债建立了横行世界的舰队，以创立股份制公司的形式(东印度公司)开发殖民地。“在1896年之前的两个半世纪，清朝的财政基本都健康，少有赤字，按传统的标准那时的中国应该很强盛。但实际的结果是它不堪一击，清朝很快垮了，守财丧命。”陈志武分析。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以包产到户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市场激励使中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快速增长，那时的增长是粗放式的，不需要金融的太多帮助，只需要政府退出经济管制并解放个人的创业权利，让市场发挥作用即可。1981年启动国债，政府开始把一小部分未来财政收入提前到当时花，当年共发行121亿元的国债和外债，相当于那时政府全年开支的9%左右。“但不管规模大不大，对于一个习惯于反对‘借钱花’的社会来说，启动国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大的观念冲击。”陈志武说。

　　陈志武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土地、自然资源为国有且不能出让使用权，不具备资本价值;企业为国有、集体所有，它们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也不可以交易，不能买卖，更何况这些产权也没清楚界定过;而公民作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中的“螺丝钉”，个人的劳动力与智慧也属于国有财产，所以公民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而30年来，中国不断将以上三种资源做渐进的资本化操作，已为社会提供了大量资本。

　　“虽然过去10余年的资本化改革已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关键性的推动力，未来的持续增长还只能靠更多资产、更多收入流的资本化。只有进一步的资本化，才会给内需增长提供动力，才会有个人创业、创新所需要的资本支持。”陈志武说，“只有增加公民的财产性收入，才可能让公民分享到社会进步，进一步释放消费能力，完成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