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省外省仇恨，意外让陈启礼杀出血路

　　1949年，6岁的陈启礼随父母从大陆去了台湾，父亲是一位法官，陈启礼从小就在严格的管教下成长，但是台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特殊的生存环境和陈启礼刚烈的个性，使得他很早就选择了江湖道路。

　　“小学一年级，陈启礼的爸爸送他到小学去读，但是全班连他一共三个外省学生，那另外两个就常常被打，不敢反抗。”社会观察家张友骅指出，当时台湾社会刚历经了“二二八”事件，本省人与外省人经常爆发族群冲突，大部分的本省家庭都不愿意让女儿嫁给外省人，更何况是在学校里面，不会讲闽南语的陈启礼自然成为本省小学生欺负的目标。

　　陈启礼的个性爱恨分明，有恩必还有仇必报，绝不主动欺负他人，但也不容许别人欺负他。“我当然忍不下这一口恶气，”陈启礼于1999年在金边接受台湾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下完课班上有些人来打我，就大打出手。然后演变成是每天下完课全班来打我，到后来就是整个年级的学生统统都一下完课，在那个教室外面的走廊，整个年级都来打，我就一直奋战。”

　　陈启礼渐渐地将外省的小圈子结合起来共同对付外侮，如此就有了帮派的雏型。

　　上高中后，陈启礼加入了以外省人为主的“竹联帮”，绰号“鸭霸子”。关于“鸭霸子”的绰号，还有一个传说：当年陈启礼与帮派弟兄有一次被警察追捕，拔腿狂奔到一个河边，前面没有路了，十多个兄弟纷纷跳进河中游到对岸，唯独陈启礼不敢跳下去，原来他是不会游泳的“旱鸭子”，从此他就被称为“鸭霸子”。

　　陈启礼不同于一般的黑社会分子都是逞凶斗狠，他比别人多了一份经营的头脑，迅速在竹联帮内部崛起。

　　仅仅27岁，他就在阳明山的竹联帮大会中被推举为总堂主(帮主)。担任帮主的陈启礼带领弟兄们与各黑帮火并，不断扩大地盘，尤其是在成功挤压当时势力最大的四海帮地盘之后，竹联帮声势猛涨，一跃成为台湾第一大黑社会组织，帮众达到十几万人，快跟台湾陆军人数差不多。直到1984年江南命案案发，陈启礼的黑道事业如日中天。

　　“黑道大哥一讲到陈启礼，莫不恭恭敬敬的。”曾经贴身采访陈启礼的《中国时报》特派记者梁东屏说，第一次感受到陈启礼的“威力”，是1985年在纽约市拘留所内采访“江南案”枪手董桂森，采访的过程中，董桂森提到“陈大哥”，早年陆军士官班出身的他竟然像提到“总统蒋公”一样，迅速挺直身体，尊敬地称呼“陈大哥”。

　　陈启礼虽然是台湾第一大帮派的帮主，但是他对待属下，除了要求严守帮规之外，并不太会记仇。1985年，陈启礼因“江南案”第二次入狱之后，前竹联帮虎堂堂主朱家训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弟，有一次陈启礼妻子陈怡帆找了竹联帮的一些兄弟到家里吃饭，厨艺甚好的陈怡帆亲切地询问大家想要吃什么，结果搞不清楚状况的朱家训竟然说“想吃烤鸭”，这可是犯了竹联帮的大忌，一个小弟造次想要吃“鸭霸子”帮主陈启礼，当下十多位竹联帮堂主张大眼睛瞪着他。

　　几天后陈启礼在狱中得知此事，并没有生气，只是说小孩子不懂事，要多多包涵。

　　“任何与陈启礼交往过的人，都应该可以感受到他的教养。”一位熟悉陈启礼的社会记者回忆，认识他十多年，但就算是众多“兄弟”在的场合，也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脏话，连最基本的“三字经”都没有。客人要走，不论是什么人，他都起身相送。

　　江南案，意外造成蒋家时代终止

　　“黑道人物就像夜壶”，这是上海青帮大老杜月笙的名言。夜壶只能在晚上内急时偷偷拿出来用，但白天却必须藏在床底，因为它不登大雅之堂，见不得人。这句话用在陈启礼身上，更是得到验证。

　　陈启礼自幼被法官父亲不断进行“要忠于国家与领袖”的爱国教育，在他身上，可以看得到江湖义气的豪爽，也有自认为是“为国锄奸”的使命。

　　1984年7月，时任台湾情报局局长的汪希苓，因笔名“江南”的旅美作家刘宜良撰写出版《蒋经国传》并在报纸上发表不利于蒋经国的言论，极为不满。经人介绍认识竹联帮帮主陈启礼后，汪希苓对陈启礼晓以大义，一直用“‘国家’需要你帮忙”、“江南在毁谤‘国家’元首”、‘替天行道’等说辞，希望陈在这时候能够帮忙。张友骅透露，陈启礼决定赴美国旧金山德里市“教训”刘宜良。

　　陈启礼于1984年8月，率吴敦和董桂森二名竹联帮左右护法，共同在美国执行自认为是“锄奸”的计划。当年10月10日，三人锁定刘宜良行踪；10月15日上午九点，当刘宜良在住处吃完早餐，到楼下正准备开车外出前往开设在渔人码头的礼品店，并将一些箱子搬进车厢内时，已事先埋伏的董桂森等人，持左轮手枪朝刘宜良两眉间开了一枪，刘宜良随即倒地，胸、腹部再中两枪。

　　这三枪却意外为已经岌岌可危的台美关系雪上加霜，直命要害——台湾情治单位竟派杀手到美国暗杀华人。陈启礼的朋友在美国公开指控当时主管台湾情报机构的蒋经国之子蒋孝武是幕后元凶，让台美关系跌入谷底。

　　这一意外事件，也迫使蒋经国在翌年透过《时代》杂志表示，未来的“总统”大位将不会由蒋家人继任，这等于是正式宣布，要终结蒋家统治时代。

　　“江南案”让原本挺“蒋”的美国政府勃然大怒，反过头来向台湾要求交出幕后元凶。陈启礼返台后不久，台湾的警政署于11月12日执行“一清项目”扫黑行动，而在确认“一清首恶分子”陈启礼就逮后，开始针对竹联帮数千名黑道分子进行逮捕感训行动，不经过司法审判，直接用直升机把落网的黑道大哥送到绿岛监狱。

　　“江南案”不仅使陈启礼和吴敦被判处无期徒刑，流亡海外的另一杀手董桂森最后也死于美国监狱的斗殴事件，连当时的台湾军事情报局长汪希苓也因此下狱，经两次减刑后，三人服刑六年多获假释出狱。最后全案由台湾政府支付给刘宜良遗孀崔蓉芝145万美金和解了事。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猜测陈启礼刺杀江南的动机。无论如何，陈启礼当初肯定没想到，他所犯下的大案，给台湾政治带来了巨大冲击，更没想到自己居然在无意间为终结一个时代充当了推手。

　　当年，陈启礼这一位“江南案”的案犯，不过是一个政治的牺牲品，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当执政者需要他的时候，好言相待，一旦出事，陈启礼绝对是第一个拿来牺牲的对象。

　　出狱后，淡出江湖

　　1991年，陈启礼出狱后风光极了。许多生意人抱着钞票争着和他合作，朱家训回忆说，客人排队找董事长(竹联帮都称陈启礼为董事长)谈生意，就像医院病人排队等着看门诊一样。

　　六年的牢狱生活，却使陈启礼和社会现实脱节，也降低了他早年敏锐的判断力。他疏忽了生意人找他合作，是想利用他的高知名度当招牌，在竞标工程时减少对手，在施工时避免兄弟找碴。何况也确有竹联帮的人进行围标，搞得工程界大乱，这些帐最后都算在他头上。

　　陈启礼介入工程，使得黑道围标流言四起，台湾政府被迫再度激活“治平”扫黑项目，首要目标就是陈启礼这个老大。

　　1996年，陈启礼再遭通缉，以后就避居柬埔寨首都金边市。岂料这一走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因为始终在警方的通缉黑名单上，陈启礼就连父亲去世也不敢回台湾奔丧，直到病故才能回到家乡。

　　很少人知道陈启礼很有生意头脑。陈启礼当年在学校主修工程，服兵役于工兵指挥部，进入社会之后从事的事业也与工程有关，所以他在金边就朝这个方面发展。

　　他很快就发现金边有不少法国人统治时留下的建筑，这些建筑都很美观、坚固，只是荒废了而已，卖价便宜是因为年久失修，因此他就便宜买进，然后找当地的承包商负责整修，他则亲自绘图、监工，然后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整修、转卖，就这样，居然也开始赚钱。

　　柬埔寨很热，率性的陈启礼在家多数时候光着膀子，在泳池旁泡茶待客，即使是柬官员来访都不例外。

　　陈启礼在金边的豪宅，终年宾客不断，很多时候也要招待朋友去酒店夜游，他同样不饮，也不找小姐陪坐，小姐自然感觉到他的“与众不同”，也就不敢像对待其他酒客一样了。不过陈启礼身处其中并无丝毫不自然，依然妙语不断，举座生风。他多半待二三十分钟便离去。

　　一生大起大落的陈启礼，注定不会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白发老头子。他在柬埔寨除做生意之外，并且热心公益事业，多次组织在柬台商赈济当地的贫民。

　　陈启礼经常带头举办赈灾活动。逢年过节，他就组织几家台商以及台湾医院到金边市郊的一个县赈济当地贫民。

　　前几年，陈启礼被诊断患有胰腺癌，病情不断恶化，不敢回台就医的他，只得待在香港医疗，直到2007年10月在香港医院病逝。竹联帮“精神领袖”、“江南案”杀手陈启礼终于走完了他64年的江湖人生。

　　陈启礼曾对媒体透露，一生最遗憾的事，是父亲过世，不能返台送终，恪尽人子之孝。陈启礼的一生足以让在黑道上打滚的江湖人，省思“歹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