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形象被扭曲的现实，中国必须让自己的声音和价值理念也“走出去”

　　 《柏林晨报》网站将一张西藏公安武警解救被袭汉族人的照片硬说成是在抓捕藏人。 （资料图片）

　　 3月中旬，西藏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但一些西方媒体却对此进行大量失实的报道。这些报道引发中国境内外众多网民的抗议，一些网民甚至自发建立起专门网站，一一揭露西方媒体报道中歪曲事实的部分。

　　 国内研究媒介传播的学者对此表示，很多西方媒体一贯依据其固有的价值观和利益选择来认知、判断世界，在此基础上设置报道“议程”。“尤其在国际报道中，普通受众很少能觉察到媒体的这种取舍，大多数人会按照主流媒体设置的议程和选择的信息来解读外部世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程曼丽教授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千里之外，则有俄罗斯学者撰文反思：这次西方媒体对拉萨暴力事件的失实报道被中国网民揭露出来，而此前又有多少失实报道蒙混过关，从而误导了舆论？

　　 近年来，围绕美国“含铅玩具”、日本“毒饺子”等事件，西方某些主流媒体对中国产品、食品安全问题曾有过大量不客观的报道。所谓“中国间谍”、“中国掠夺能源”以及达尔富尔与北京奥运等议题，也在西方舆论中大规模发酵。中国的国家形象被不同程度地扭曲。

　　 一些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对此表示担忧，他们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西方一些媒体、社会组织扭曲中国形象的大规模报道，为“软遏制”中国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虽然不能简单地以媒体报道推断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高祖贵说，“但不可否认，西方世界中对中国进行‘软遏制’或者‘软制约’的呼声在上升。”

　　 服务某种利益的“客观报道”

　　 在此次对拉萨“3·14”事件的报道中，一些西方媒体随意裁剪照片，甚至冒用新闻图片的行为，被新闻工作者评为“有违新闻职业道德”。3月28日，在中国记协主办的一场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新闻所所长尹韵公说，西方媒体号称客观报道，但“面对同一事实，怎样切入角度、怎样剪裁事实、怎样编辑细节，西方媒体的报道，无不渗透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话语倾向”。

　　 程曼丽教授从传播技巧的角度分析：一些西方媒体在拉萨事件报道中给图片配假说明，或者把发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事件图片放在报道西藏的文章旁边，造成某种错觉，或者故意弱化图片说明等等，是在为西藏问题设置报道议程，并以此议程误导更多的媒体和受众。

　　 她解释说，媒体可以通过议程设置来决定哪些事件是重要的，哪些是次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以此营造出一个虚拟环境。虽然这个虚拟环境并不真实，但却会对人们的观念、行为及决策产生实际的影响。

　　 “几十年来，西藏发生的事情一直是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议程设置的关键词。他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认知与判断，然后根据自己已有的判断去报道。在此次拉萨事件上也是如此。”程曼丽说。

　　 由于西方媒体拥有广泛的传播网络和大量信息资源，其设置的议程影响力巨大。据学者统计，全世界90%以上的信息是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所传播出来的，70%以上由西方国家的跨国媒介公司传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只能作为中转站，对发达国家传播出来的信息作二次传播。互联网也不例外。

　　 中国的国家形象正是在这种议程设置下被扭曲。学者研究表明，近十几年来，西方主流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主基调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认为，按照新闻研究的角度来说，西方媒体歪曲性的报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无知或缺少了解所造成的混淆，另一类则是有意地移花接木、指鹿为马。如果是有意为之，那一定是跟某种政治意图，或者说某种背后更深刻的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

　　 程曼丽认为，国际报道中，任何国家都为自己设置正面的形象。以伊拉克战争为例，美国主流媒体在开战前大造舆论，为本国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此外，美国为自己发动的历次战争都赋予非常正面的名称，如把入侵巴拿马称作“正义事业行动”，把入侵海地称作“支持民主行动”等等。

　　 她指出，目前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信息流动呈现出“中心—边缘”的特点，即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由国际大媒体向一般性媒体流动，反向流动的情况很少发生。这就使得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的议程设置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进而影响到受众的观念和决策支持度。

　　 呈现对中国“软遏制”趋向

　　 如果把一些西方媒体在政治领域对拉萨事件的报道，与此前在经济领域对美国“含铅玩具”、日本“毒饺子”，以及达尔富尔等问题的报道联系起来，不难看出，西方媒体在连续制造舆论以影响中国的国际发展环境。

　　 据《瞭望》新闻周刊了解，有关部门对这类“软遏制”的表现方式十分关注。相关负责人指出，对华搞“软遏制”，是要“损害你的形象，破坏你的外部环境，延缓你的发展”，提出要警惕和打破针对中国的“软遏制”。

　　 学者分析“软遏制”的某些特点包括：在承认中国的崛起与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中，在所谓的对话与沟通中，在意识形态上进行打压。通过意识形态、经济社会话题的打压影响各国乃至中国的政策，逼迫中国让步。其中通过意识形态的打压，尤其需要通过媒体和舆论来实现。

　　 出任过国新办主任的赵启正在评析国际舆论时提出，舆论的起源是事件，而事件往往由政治精英引起，由名记者和名评论员完成描述，最后变成舆论才与受众见面。在美国，能影响美国政策的精英只有几种人：议员、总统、大报总编，一流大学的教授。这些人对美国的政策有影响，有发言权，其他人说了没用。

　　 也就是说，西方社会精英通过舆论议程设置在左右国际政治、经济的议程与政策设置。有学者以媒体“造势”的概念来描述这个过程，即某些所谓的“社会问题”并非都是客观真实的存在，它往往经过媒体的挖掘、整理、传播后始为人知。对于造势的媒体而言，某些问题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赋予它们特定的社会意义，并将其引入公共领域，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和讨论，经过“共同定义的过程”，从而达成一种全社会的“共识动员”。

　　 深圳大学传播系教授林晓光此前在研究日本对华舆论的文章中，指出存在“社会议题的管理”。根据议题流程的描述，完成某个议题的周期大致要经过下述几个阶段：首先是潜伏期，即社会问题原本或许存在但尚未引起社会的关注，亦无人意识到其重要性；其次是进入准备期，即议题率先由另类辅助媒体推出，并迅速引起主流建制媒体的注意，由于主流建制媒体的介入，诱发了一般大众的高度兴趣，开始产生“议题溢散”效应；这时便进入上升期，促使主流建制媒体更为密集频繁地进行传播报道，从而促使政治机构回应议题；最终进入高潮期，此时原本弥漫在社会中的社会思潮开始凝聚成一种有明确价值诉求的主流社会舆论，并构成一种强大的压力，迫使政府或政党组织调整政治决策，将其付诸政治行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关注拉萨事件或者其他中国议题的西方人群，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关注新闻事件本身，自己不具有特定的观点。第二类是有自身原则和政治热情的理想主义者。这两类人群都关心中国，但不够了解中国。第三类是追求新闻效应的媒体、人权团体等相关利益方，丑化中国形象可能带给他们直接利益。第四类则是具有一定政治目的的所谓精英分子或战略家，积极参与对舆论的引导。

　　 金灿荣同时也指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批评性报道增多，并不就等同于西方国家政府转变对华战略。以美国为例，其政府对华战略的主导仍是以接触为主。但是，“如果西方的战略家们挑选奥运这个点来对中国施压，实际效果看来要适得其反了。”金灿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