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盖每一寸国土、旨在“摸清文物家底”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将历时4年半,对全国的地上、地下和水下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登记和建立档案

　　 ——专访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

　　 3月中旬的一天,53岁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与一群大多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年轻人围坐在一间小型会议室的圆桌旁,探讨20世纪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设计北京饭店的建筑大师戴念慈先生生前曾经找我抱怨,‘北京饭店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粉色,也没跟我说一声!’戴先生最初用的砖红色,是考虑与天安门的红墙搭配。”单霁翔说。

　　 对北京饭店这样不属于文物部门管理的单位进行“文物认定”,是目前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一个难题。而正在全国启动的第三次文物普查,将为解决这类难题带来希望。

　　 覆盖每一寸国土、旨在“摸清文物家底”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于2007年4月正式启动,将历时4年半,到2011年年底结束。普查将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境内的地上、地下和水下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登记和建立档案。

　　 这次文物普查是继1956年和1981年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它还将借鉴国际上最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学理念,将过去曾被忽视的工业遗产、乡土建筑、文化景观、文化线路、水下遗产、商业老字号等纳入视野。

　　 单霁翔说,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第二次文物普查,虽然得出了中国有不可移动文物40万处的数据,但这只是个约数,每一处文物的状况到底如何并没有准确记载。如今,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其中不少文物已经由于各种原因不复存在。与此同时,由于文化遗产保护新观念的引入,一些过去不被认为是文物的东西成了备受瞩目的文化遗产。

　　 2002年,全国人大对文物保护法做了新修订,规定了文物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根据文物法,国家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列入和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都要进行保护。这一年,单霁翔出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由此成为此次“史上最大规模”文物普查的第一推动者。他认为,要“保卫老中国”,必须先去了解她还留下些什么。

　　 2006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单霁翔将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设想写成提案,4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签名。半年后,国务院正式组建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时任国务委员的陈至立担任领导小组组长。

　　 本刊记者专访时,单霁翔始终强调,文物普查不是文物部门的部门行为,而是国务院主导的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

　　 说清文物家底是我们的基本职责

　　 《瞭望东方周刊》：第三次文物普查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作为国家文物局长,你力推此事最重要的动因是什么?

　　 单霁翔:对于文物系统来说,要对全社会把我们国家的文物家底说清,这是一个基本的职责。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很尴尬。我们现在所用的数字是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数字,已经25年了,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伴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大规模的城乡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遗产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保留至今的文化遗产数量究竟如何?

　　 另一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不断进步,让我们对文化遗产的认知与80年代有了很大不同,出现了很多新概念,比如20世纪文化遗产、乡土建筑、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工业遗产、水下文化遗产等等。这些概念都是在第二次文物普查中不太清晰的。在新的概念下,文化遗产的统计又会有哪些变化,我们也有很大的期待。

　　 《瞭望东方周刊》 ：前两次文物普查,一次是在连年战争刚刚结束的上世纪50年代,一次是在“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初,都在文化遗产遭到重大人为因素破坏之后。第三次文物普查是否也同样是一种“破坏之后的整编与修复”?

　　 单霁翔:这个说法不是很全面。当前,国家正处在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阶段,文化遗产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年国家财政投入到文物保护中的经费逐年增加,2002年,国家给我们文物局的专项经费是2.5亿元,2003年是5.3亿元,去年是15.3亿元,今年可能是20多亿。6年就是10倍!

　　 “前所未有的挑战”是指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旧城改造、新区开发、新村建设,使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凸显。而目前我国受法律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偏少,由此造成大量文化遗产在所谓“旧城改造”和走样的“新农村建设”中快速地消失,令人痛惜不已。在这种复杂条件下,只有全面掌握我国文化遗产的基本状况,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需求与发展趋势,才能准确制定保护政策。

　　 曾被忽视的文化遗产将成普查重点

　　 《瞭望东方周刊》：你很强调新的文化遗产理念,这会不会促使一些新的遗产类型产生?

　　 单霁翔: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从“文物”到“文化遗产”的历史性转型,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文化遗产的内涵逐渐深化,其历史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得到了注重,文化遗产的保护领域不断扩大。

　　 此次普查,我们不但要注重文化要素丰富的文化遗产,还要注重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共同生成的文化遗产,比如文化景观、双遗产等;不但要注重静态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还要注重活态的文化遗产,比如大运河和正在使用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村镇等;不但要注重古代的、近现代的文物,也要注重当代的一些遗产;不但要注重“点”和“面”的遗产,还要注意线性文化遗产,比如丝绸之路;不但要注重纪念性的宫殿、寺庙,还要注重民间的,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等。

　　 我们把新观念贯彻到了这次文物普查之中,已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广东顺德的糖厂、贵州的一些侗族山寨等工业遗产和乡土历史建筑,都是过去被忽视了的,如今它们被发现和得以认证,就是在新的遗产概念下产生的成果。

　　 《瞭望东方周刊》：第三次文物普查要涉及文化线路、文化景观、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等新的遗产类型,它们往往在空间上非常大,在内容上又难以定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文物普查数据的准确性?

　　 单霁翔:这些文化遗产新概念,在我国现行文化遗产保护法规中的确缺乏明确的界定。但在普查的实际操作中,一些新的文化遗产的内涵已经被具体化了。比如,与乡土建筑相对应的是古建筑类的宅第民居、店铺作坊、池塘井泉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的传统民居;而工业建筑及附属物、金融商贸建筑、中华老字号、水利设施及附属物、交通道路设施等子类,都可以列入工业遗产的范畴。

　　 至于文化线路和文化景观,国际上的概念近年来一直在发展,通过文物普查,我想我们要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留下来自中国的印记。对于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明清海防这些超大规模、延绵数省的文化线路,要着重做两个层次的工作来保证数据质量。首先是统一认定标准,国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会针对跨越省界的文化线路,召开一些省际协调会,保证认定标准的一致性;其次是细致做好数据汇总工作,通过后期的数据整理,将一个个分散的文物点,以相同的认定标准与文化内涵相关联,提炼出综合展现文化线路的专项数据,实现数据的准确与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