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存通兑收费违反合同法、民法、价格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利保护法、劳动法等多部法律

　　 3.6万字——北京律师董正伟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终于将“对于通存通兑行政复议申请书”完成。

　　 这封运用了经济学、法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理论质疑银行通存通兑业务合理性的来函，让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负责人读了两天，最终不由感叹说：“从没看到过这么长的复议申请书，申请人研究很透彻，留下的印象很深！”

　　 4月6日，董律师向国务院第二次提出了关于通存通兑行政复议终裁申请；7日，他收到发改委电话；8日，他如约与发改委工作人员进行了恳谈。

　　 这一切都预示着，董正伟状告国家发改委、银监会、人民银行三部委制止商业银行乱收费的请求，正在步入正轨。

　　 在与国家发改委高层接触后，董正伟得到了一个信息：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进行调研、取证，积极筹划起草有关法律文件，试图在制度上找到解决银行收费、效率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

　　 董正伟看到了希望。

　　 通存通兑：“便民”还是“骗民”

　　 2007年11月初，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各地分行向商业银行各总分行下达了《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小额支付系统通存通兑业务上线的通知》。

　　 19日，小额支付系统跨行通存通兑业务在全国范围内同日上线。

　　 银行间通存通兑业务，旨在解决银行业务“拥堵”现象。

　　 这项“便民”新政实施后，一度被社会上专家所认可，但随着进一步的推进实施，却出现了“叫好不叫座”的情况，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随即社会上争议四起。

　　 支持者认为，跨行通存通兑从制度上解决了大银行个人业务“排队”、小银行却门可罗雀问题，储户可选择性地去人少的银行办理个人业务，将大大提高储户和银行的效率，可以说是双赢一举。

　　 但支持者的论调很快被高额的跨行交易费泼了冷水。

　　 业务实施后，央行表示，通存通兑业务的手续费数额由受理银行按照市场化原则自行确定。

　　 于是，国有商业银行中工行、建行和农行无论同城还是异地，均把跨行通存通兑的收费标准定为每笔金额的1%，最低10元，最高200元。中行也按此费率收取，但最低1元，最高100元；股份制商业银行则基本将收费标准按照同城和异地划分，比如招银同城业务按照金额的0.1%收费，最低3元，最高50元；异地业务按照金额的0.5%收费，最低10元，最高50元。

　　 这时，储户们开始意识到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享用。

　　 1%的手续费让储户们望而却步，这样算下来，手续费最高时可达200元。原本“便民”的午餐反而不便民。

　　 在这种收费制度下，有专家算了一笔账发现，只有在办理大额现金的“搬家”业务时，使用通存通兑才会比较有优势。

　　 除此之外，小额业务的账单无疑变成了通存通兑业务扩展开来的瓶颈。

　　 某门户网站进行的一项关于通存通兑的调查显示，有9成网民对此并不买账。呼吁降低收费门槛，称银行此举不是“便民”而是“骗民”。

　　 走在维权者前端的是律师董正伟。对于银行的种种收费问题，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他认为，利用跨行通存通兑政策，真正获利的是商业银行，因为它们节约了经营成本，提高了劳动效率，“按道理应该将利益回馈给储户，但相反，它们却收取高额费用，涉嫌协同垄断服务价格”。

　　 维权路上：一己之力对抗三部委

　　 2007年4月30日，由于开通了网上银行服务，很少查询借记卡账单的董正伟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自己的牡丹灵通卡被扣了两次年费和一次小额账户管理费共19元。

　　 这让董正伟气愤不已：“银行怎么能说扣人钱就扣呢？”

　　 出于职业本能，董正伟查询了中国工商银行相关的章程，发现工商银行借记卡有7项以上的收费项目，这些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让董正伟初次有了替储户维权的想法。

　　 利用“五一”七天长假时间，董正伟把诉状写好，然后将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支行告上了西城区法院，对工商银行收取的年费和小额账户管理费产生质疑，并且要求制止银行乱收费问题。很快，这起19元标的额的官司被西城区法院受理。

　　 但两审董正伟均败诉。

　　 2007年8月16日，他向银监会发出了行政复议申请，列出了4条申请，共计1万字。

　　 21日，他又向国务院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长达两万字。

　　 就在董正伟不断完善自己观点的途中，全国各商业银行推出了通存通兑业务。

　　 董正伟指出，跨行通存通兑业务收费价格违法，商业银行协同垄断。

　　 之后，董正伟将通存通兑收费问题上升为公民财产权益问题，他于11月27日完成了《请求保护公民财产权益的建议申请书》，将近1万字，提交给银监会和国家发改委。事后媒体的报道加速了行政复议申请的答复解决。

　　 12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邀请董正伟参加一起座谈会。会议并未向外公开，董正伟透露说：“在会议中，中消协已经基本支持了我的观点，认为银行确实存在乱收费问题。”

　　 由于银监会和国家发改委在60内并没有答复，于是董正伟在2008年1月28日请求银监会和国家发改委共同的上级机关国务院复议裁决。30日国务院法制办告知其应当先向国家发改委和银监会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

　　 于是董正伟在当天又向银监会和国家发改委提出了复议申请，2月15日董正伟收到了发改委的信访答复，称各大商业银行的跨行通存通兑收费合法。

　　 “但信访答复并非行政复议决定，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董正伟说。

　　 3月24日，银监会办公厅工作人员电话向董正伟致歉，说工作忙丢失了《请求保护公民财产权益的建议申请书》，行政复议程序会依法对申请人的请求作出处理。

　　 4月初，董正伟在1月底向两部委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已经到达受理期限60日，但两部委依然没有作出复议决定，于是董正伟在6日向国务院提出了第二次复议申请。

　　 至此，加上3月17日董向国务院提交的状告人民银行的行政复议终裁申请，一人同时状告三部委的局面形成，董正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