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程恩富

大学生自称是“富强粉”

　　 浙江在线04月14日讯 程恩富教授是一个坚定自信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富有创新和探索精神的经济学家。

　　身高1.84米的程教授是上海人，风度翩翩，头发吹得纹丝不乱，两年前从上海财经大学调到中国社科院担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给北京带来海派的儒雅。

　　11日上午记者请他给大讲堂题词，他写道：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这是他毕生的研究方向。

　　中午一起吃饭，记者直言“马学“现在是不是不吃香了，西方经济学才是大学生选专业的热门，可程恩富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坚持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春天已经到来，因为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背景下，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做法，必须有自己的原创。他认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改革理论作了重要创新，比如缩小指令性计划和市场取向改革，最早是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刘国光教授提出的；股份制最早是经济学家苏星教授在主编《红旗》杂志时提出的——“他们就是有先见之明，这才叫思想家！”

　　记者提出疑问，既然是这么好的理论，为什么大学生并不喜欢上这门基础课？程恩富很干脆地一挥手：“有人把它归结为老师讲课缺乏艺术，有人说现在学生太浮躁，我说都不是主要的。而是有的理论关节点尚未自圆其说，有的实践偏离了科学理论，有的宣传教育和用人上有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曾经写过有关信仰危机的七个深层次的分析文章，你们可以去网上看看。”

　　程恩富还说：“有的老师上课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只讲书本理论，那是他自己底气不足。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任何理论和现实问题，我来者不拒。我曾经和100多位博士一起上课讨论了10个重大国内外问题，他们问我答，六个半天会后他们对我说：‘老师，如果都按您说的理论和政策做，我们没有疑问了！’”

　　下午两点半，一口气说到4点半，没有讲稿，信手拈来，只来得及说了一个问题：30年改革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目标和特征。

　　-演讲四问

　　一、改革要改掉公有制吗？

　　改革开放经济体制的第一目标和特征是从单一公有制向公有制主体型的多种产权制度转变。

　　很多人都提出这个公有制为主体怎么来判断，这不是一句抽象口号，要考察这一点，我可以说四个指标：首先体现在资本的结构上面，公有资本占了多大成分；第二体现在对GDP的贡献上；第三体现税收上；第四体现在就业结构上，就是多少人是在公有资本或企业里工作，多少人是在非公资本或企业里工作，综合以上四个数字可以判断是公有制占主体，还是私有制占主体。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70页里说：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难题，怎么使国民经济搞上去，但又使红色江山不变色？这也正是我们都在考虑的问题。不仅中央和各个省市都要掌握一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企业，事实上中央一直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既要毫不动摇巩固加强和搞好公有企业，同时又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和引导非公经济，提高国民经济实力。但有的地方和部门有误，只实行第二个毫不动摇。

　　二、到底是公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发挥非公经济的积极作用，这样一个制度并不等于在理论上认为公有制劣于私有制。因为公有制如果操作得好，效率和公平都应当超过私有制，尽管私有制也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促进的程度不同。比如说英国上个世纪一百年平均增长速度就是2%，近几十年发达资本主义平均增长速度是2.4%，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为4.6%，新中国的前20多年即使在国内外存在不少不利因素，或者也出现重大失误的情况下，我国增长速度还是6.1%。

　　我记得1992年到日本访问时，一些教授问我，说你们搞社会主义、搞公有制，效率怎样？我当场就回应他们，我说刚才不是参观过丰田公司吗？贵国大学生到这里来参观后就说毕业后不能来丰田工作，因为私有制企业的劳动强度太大，几步之遥的路都得小跑着去拧几颗螺丝，我还问他们，这个人动作慢一点，这个流水线过去怎么办？对方说可以拉一下铃，有一个灵活的职工跑过来，帮他补上去，可如果你老是拉铃的话，就会受罚了。

　　当然，改革后有些公有企业效益不好，有些私有企业效益特好，那是多种主客观的国内外因素造成的。中外不少研究文献都没有得出私有制比公有制的宏微观效率高，那只是西方教科书的片面假设的结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学者同我们有共识。

　　三、贫富差距拉大了怎么办？

　　改革目标的第二个层次从单一按劳分配制度向劳动主体性多要素分配制度转变，也就是以市场型多种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时又允许多种生产要素按照产权关系和贡献大小来进行分配。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公平与效率关系，或者再说得通俗一点：怎么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小平同志再三强调，改革不搞两极分化，要共同富裕。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中央文件的表述和政策层面有微妙的变化。十六大前夕，经济学家刘国光发表意见，认为目前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差距已经比较大了，继续提效率优先已经不适合当前要解决的问题，建议中央改变提法，要“公平和效率并重”，但十六大报告没有接受，而十六大以后一年，在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里就不再提效率优先了，而提要“更加注重社会公正或者社会公平”；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而再分配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并且针对现在的问题明确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分配中的比重”，因为资本报酬现在急剧上涨，劳动的报酬已下降到50%以下。

　　尽管有个别教授不赞成，但政府应站在劳动人民一边，要不断提高最低工资。因为这在中外私有企业中尤其难办，比如我们设定最低工资，它就保持这最低水平十年、二十年不增加，那怎么来保证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广大老百姓？在十七大以后，我进一步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这方面政策建议，就是应当建立职工收入增长指导制度，和三个指标挂钩：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利润和管理层年薪，特别是董事长总经理的收入的增长挂钩。此外，我还主张要严格执行劳动时间八小时工作制。有人说你要这么做，个别外资企业都跑了。那恰好证明该企业以前没有遵照劳动法，是在赚中国人的血汗钱。跑了最好，跑掉一点低素质的或违法资本，有助于改善我们投资环境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GDP也不会少。

　　四、股价跌了，房价涨了，政府要不要管？

　　最近这两天股民、基民可能不太舒服，因为股价一直在跌，而房价居高不下。

　　改革目标的第三个层次就是从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制度向国家调节为主导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转变。资源配置，或者叫经济运行和调节机制的制度应当是怎样的？用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的表述，就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将多结构的市场调节与多手段的国家调节实行强强结合。

　　这其中涉及到一个问题，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不要国家调节？1992年以前，我与不赞成市场经济和股份制的某些经济学家论争，强调要以市场调节为基础。1992年以后，又与不赞成国家调节为主导的经济学家论争。国家调节要有，到什么程度？过去中外文献把日本、韩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归结为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但是最近十几年，日韩经济发生了危机，特别是日本经济，一蹶不振，于是中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这是以政府调节为主导的结果。但是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这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诺贝尔奖得主、世界银行的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严厉批判美欧及其控制下的国际经济组织站在发达国家立场向发展中国家提出改革建议，因为这些国家按照这些建议改了以后，经济纷纷受到冲击。

　　我感到国家主导，也就是国家调节为主导，这个没有错。股市、房市，政府都要巧妙、适当、温和地采取各种手段来及时调控。有人反对说股市不要调控，可不要调控升得太高，摔下来，对广大中下层股民不利。但是国家科学发展和主导不是乱来的，有人对国家调节抱有悲观情绪，说政府总是调不好，不如不调，应该是既要调，又要调好，要高标准严要求，怎么实现这一条？要通过改革来实现政府小而强，不应当是大而弱，或是小而弱，大而强也不是最佳，为什么？政府机构太多、人员太多，没有必要，说明效率低，行政成本大。现在只是提出了政府实行大部制的问题，距离国外政府的真正大部制还远得很。所以，最佳调节系统是“大而强的市场＋小而强的政府”。

　　-现场互动

　　外汇储备太多不一定是好事

　　问：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为什么要降低外汇储备？

　　答：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当然是好现象，但是也不是越多越好。储备太多，又去买了外国的国债，实际上是借钱给别国用，而国内如果又不惜一切引进外资，这种资金的运作和配置是不合理的。最近一年来，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储备也不是越大越好，尤其不能集中购买美元，否则美元不断贬值，财富就缩水了。而美国通过大量发行美元，再贬低美元，实际上是掠夺了世界人民的财富。

　　人民币不能升值太快

　　问：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中间价已经“破七”，中资企业面临的出口环境越来越恶劣了，如何才能使中资企业走出困境？

　　答：人民币升值有利有弊，我的观点是可以升值，但是速度不要太快，要吸取日本的教训。当时日本经济迅速增长，几乎要把好莱坞等买下，这时候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一起搞了个经济阴谋，要日元升值，结果日元升得太快，导致泡沫破灭。以私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总是有严重弊端的，但是如果缓慢地搞可能不会出过于严重的问题，所以泡沫一旦存在，最好不要一下子刺破，否则就会大规模出现问题。中国现在也要注意升值的幅度，并且要作出计量分析。

　　至于企业我觉得唯一的办法要适应它，想办法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技术含量。你不想被淘汰，你就要采取新的经营战略和策略。

　　非公经济最好只占三分之一

　　问：能否谈一下您对国家调控中民营经济在经济体制中所占成分的具体看法？

　　答：小平同志曾说“非公经济是补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就认为：它肯定会被突破；可以发展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后来中南财经大学一个教授把我的观点概括为“虎头、熊腰、蛇尾模式”，就是30%是国有经济，40%是集体经济，外资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各占10%，即非公经济约占三分之一。

　　第150讲预告

　　题目：见证历史——从“皇甫平”谈起

　　主讲人：周瑞金著名政论家、原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原《解放日报》党委书记

　　时间：4月19日(星期六)上午9:00~11:30

　　地点：浙江图书馆二楼报告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