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东航云南分公司的14个航班“因天气原因”集体返航。在公众的追问下，这起莫名其妙的返航事件被证实是飞行员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有意为之的“罢飞”行为。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采取极端办法，农民工也干过。近年来，为了讨回工资和工伤医药费，农民工爬吊塔、爬高楼，以死相胁，最终，老板们往往不得不答应农民工的要求。

　　 用极端的办法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制造事件使“内部纠纷外部化”，这是飞行员“返航”与农民工“爬吊塔”的共同之处。飞行员和农民工都明白，假如没有社会的关注，则在与用工方的谈判中，自己肯定处于不利的弱势地位；相反，当制造的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后，最终会使“弱者”获得舆论的支持与声援，自身利益将得以实现、维护。这就是农民工与飞行员共同的聪明之处。他们也有共同的“不道德之处”，这就是，他们在制造事件的过程中也损害了公众的利益，特别是飞行员，给社会制造的麻烦会更大。为了讨回自己的利益，让社会承担了过高的成本，他们因此而应当接受社会的批评。

　　 但由此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诉求非得要到制造“惊人事件”之后才得以重视？为什么利益非得要闹到全社会皆知后才得以维护？显然，劳资双方缺乏利益博弈的意识、机制和平台是重要原因。由于身处强势地位，用工方常常态度傲慢，没有意识、缺少习惯去倾听劳方的呼声，而致使劳方的不满一直在积蓄、积蓄，积到无可再积时终于集中爆发；而劳方也存在要不就“不维权”、要不就“强维权”，要么“不声不吭”，要不制造事件“一鸣惊人”的情况。

　　 建立第三方协商制度，充分发挥工会在劳动维权中的作用，推动劳资双方正常博弈，正当谈判，势在必行。许多经济学家就认为，工会作用如果发挥得当，既能够保护处在弱势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能够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推而广之，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劳资双方的这种博弈同样将在社会的其他地方出现。假如各种利益主体在表达诉求时，没有博弈习惯和谈判意识，没有对等公正的谈判机制，而习惯于采取极端的办法来维护自身利益，那将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对社会而言，我们应该设置什么样的“减压阀”、形成什么样的“免疫系统”来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这是飞行员“返航”与农民工“爬吊塔”留下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