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上海市级机关的公务员将“不直接从高校应届毕业生中选拔”。促使上述要求出台的，是市政协的常委会建议案。该建议案认为：擅长考试的应届毕业生在公务员考试录用中优势明显，2007年上海市新录取公务员中有59.7%是应届毕业生。(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15版)

　　表面看来，“机关拒绝应届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制度改进：更擅长考试的应届毕业生将不能直接进入机关工作，而是必须先到其他地方“锻炼”，从而有利于增加进入机关公务员的基层工作经历，让他们更为了解民生疾苦。可只要我们稍微深入一步考虑，事情恐怕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公务员岗位同样也是一个普通的工作岗位，也是一个“锻炼”人才的地方。如果公务员岗位可以拒绝应届生来“锻炼”，那么其他岗位为何不能？如果大家都拒绝应届生，应届生又该到哪里去“锻炼”？更何况，曾在其他岗位“锻炼”的经历，与当好一个优秀的公务员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的直接关系。历史已经证明，把各行各业优秀的人才都提拔到行政机关领导岗位，既是对人才的严重浪费，也降低了社会的工作成效。

　　在了解民生疾苦方面，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应届生其实并不一定比其他人差，相反他们往往更有关注的热情；更重要的是，“了解民生疾苦”与“改善民生疾苦”完全是两回事，知道民生疾苦但不愿意或者没能力做更多改善的努力，那又有何益？至于“极易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之类，则纯粹是无稽之谈。

　　“更擅长考试”也算做应届生的错，实在毫无道理。改革后，准备从中选拔进入市级机关公务员的“区县和街道的优秀公务员”，难道不曾经都是“擅长考试的人”吗？既然“擅长考试”本身就是现行制度的一个“考核要点”，为何又以此拒绝应届生？

　　归根到底，机关拒绝应届生，未能超越那种久已为人诟病的“身份主义”——机关拒绝应届生的最大理由，是应届生的应届生“身份”，而这种“身份”包含了一些被想当然或者被强加的“不利因素”，因而只要套上这个“身份”，无论他多么优秀，也根本没有参与竞争的机会。

　　“从身份到契约”是英国法律史大师梅因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著名概括。他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显然，拒绝应届生依然未能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基于“契约”意义上，当然不是在进口处写上“某类人免入”，而是应该尽量完善进入规则设计，使所有优秀人才都能公平进入——总而言之，应该是“唯才能取”，而不是“以身份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