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讲究“中庸”之道的国家，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堤高于岸，水必湍之”，特别是在官场，不乏庸庸碌碌或唯唯诺诺之人。这种时候，如果偶有一两个锐意进取敢做敢为的冒尖者，就很容易被舆论当作官场“异类”看待。

　　仇和就是这样一个官场“异类”。这位曾被称为中国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履职昆明还未到两月，已经在昆明官场刮起了一股新政风暴。他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欢迎，对会议上打瞌睡干部的训斥，特别是规定全市领导和各部门官员的电话向老百姓公布，等等，使他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新闻人物。

　　在不少人看来，按仇和整肃官场风纪的凌厉性格，以及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他确实在当下的官场中不适合生存。因此，还在其任宿迁市委书记时，一些自以为深谙官场之道的人都不看好他的仕途，甚至还担心他能否全身而退。在大多数时候，这种看法往往是对的——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多数改革者的下场都不好。即使在政治相对清明的今天，对于有巨大争议的改革者，为稳重起见，其仕途很难再得到升迁。这并非没有前例。

　　然而，仇和这样一位在大家看来很个性的官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竟然三级跳，从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副省长，再到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可以说，仇和的仕途颠覆了很多人的预料。

　　那么，仇和的升迁，透露出了一些什么信息，值得我们好好去体察呢？我认为，仇和的受重用，或可反映出在党的干部评价体系和用人导向上的一种改革创新趋向。

　　改革是一个突破旧体制、旧习惯、旧利益格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时需要冒极大风险。改革的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市场风险，二是道德风险。前者包括来自外界、舆论、上级对改革的评价、与既有政策和法律的冲突、改革的手段和方式、改革者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改革对象的反制与博弈等。后者则由改革者本人道德引起的风险，如腐败、内部人控制等。在改革的诸风险中，上级部门对改革和改革者如何评价又显得非常重要，决定着改革者的命运。这样的事例很多，比如，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原党委书记魏胜多，因为2003年“自作主张”尝试直选镇党委书记和镇长，而被免职并“双规”。当时魏被上级列出的罪名包括：对于进行选举的事实，对上级隐瞒不报；在2004年末换届到期前，违反《选举法》提前进行选举；违反“党管干部”的原则。仇和的改革同样存在风险，虽然他在宿迁推行的改革最终使所有人共享到了改革成果，但他采取的改革方式和手段就引起了很多人非议，如果要上纲上线的话，完全可以给他扣帽子，打棍子。事实上，一些人就认为仇和的某些做法违反了民主，侵犯了基本人权。

　　目前，我们的干部制度存在一个重大缺陷，这就是，它可以默认官员的无所作为，甚至难以觉察官员的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但对有作为、想作为的官员来说，又十分苛刻。从而造成在实际工作中，一有困难，大家就往体制上推，成为自己无所作为的一个借口，一块“遮羞布”。不是讲体制和制度问题不存在，但不解决体制和制度问题难道我们的官员就不要去做事了？显然不是这样。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我们以什么态度看待困难和问题，想不想做事，为不为老百姓谋福利。想做事，要解决问题，就要敢闯敢冒。正如仇和所说，“腐败我看有三种：第一种是贪污，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种是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胡子长短排队等提拔。”他认为，后两种比第一种造成的损失更大，更可恶。仇和的这个观点当然可以讨论，但真要想干事，总是有办法的。仇和本人就是最好的说明，比较而言，他从政并无特别优越的背景之类，能从沭阳县委书记一路攀升到省委常委，靠的就是真心为老百姓干实事谋发展。昆明的干部说，仇和对公务员要求严得几近苛刻，但他对老百姓是真好。这说明，只要官员真心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就会理解和支持你。这种理解和支持在仇和的升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一把手的率先垂范，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等，是党和人民对干部的基本要求，只是由于现在做这些事的人少了，我们就觉得可贵了。

　　所以，仇和的受重用也折射出一种积极的用人导向：宁用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争议”干部，也不用“宁肯少干事，甚至不干事、千万别出事”四平八稳的“误事”干部。它是对那种不做事不犯错没有争议便可稳稳当当向上熬的用人规则的一个局部颠覆。

　　改革意味着矛盾和争议，仇和能够在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矢志不渝地推进改革并取得成效，而中央对于有争议的仇和也能够放手重用，不但表明中央坚定进行改革的决心，而且意味着在当下的政治生态中，或要倡导一种“宽容改革者，善待失败者，全面看待有争议者”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