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这个名词是当代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十分熟悉的一个名词。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五四”的理解却存在着诸多误区，我认为这些误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个误区是将“五四”狭隘化，一提到“五四”，就想到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并且火烧了赵家楼那一幕。第二个误区是将“五四”单一化，或者说做“一元化”的理解，即把“五四”理解为全盘“反传统”、“反儒家”的运动，仅仅是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反对旧文化的运动。第三个误区是把“五四”政治化，即把“五四”与后来发生的各种政治思潮、政治运动、政治斗争片面地捆绑在一起。

　　 那么，真正的“五四”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真正的“五四”首先是一个时代的概念。“五四”绝不仅仅是指1919年一批学生上街游行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它实际上代表了近代中国一次重大的变迁，其起止日期大致从1914年、1915年开始，到1924年、1925年落幕，前后大约十年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大时期。期间，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也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层面。

　　 我们知道，现在讲“市场经济”，讲“发展民营经济”。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民营经济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就是在1914年到1921年，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经济得到高速发展的时期，持续了大约六七年的时间，“民营企业”、“民营银行”都是在这个时代蹿升起来的。因而“五四”不仅是政治的“五四”，也是经济的“五四”。“五四”还是社会的“五四”。那时，“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等话题在公开的报刊上都有广泛的讨论。所以，我想说，“五四”完全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各种不同的思潮、不同的主义、不同的主张、不同的理想，都获得了空前的同等表达的机会，无论是独立的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还是国家主义等等，真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这个意义上，“五四”更主要的不是反传统，而是引入新思潮，引入各种各样的思想资源。

　　 记得历史学家陈寅恪讲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书虽多，不过基本的只有几十种而已，其它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这几十本书基本上都是先秦时代的创造，包括《论语》、《老子》、《庄子》、《韩非子》、《孙子兵法》等，这些著作都出现在中国第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个时代，不同的主张、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说、不同的社会理想都有同等的表达机会，所以创造了思想和文化的繁荣。那个时代是个乱世，乱世的好处是没有“天下定于一尊”的标准，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文化基本上被归结到了儒家这一宗上，而且长期以来对儒家进行不断的一元化的、政治化的解释，这使得我国文化的创造力受到极大的限制。从那以后，中国的读书人几乎都是在儒家的轨道上按部就班，最多有一点“儒道互补”，“儒”是主体，“道”是补充。这种格局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大约两千年，实际上，中国社会在文化上已停滞了，“百家争鸣”的时代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那一刻就结束了。

　　 “五四”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百家争鸣”时代。为什么在“五四”这个时代会再一次地出现“百家争鸣”？这是有历史大背景的。这个大背景就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中国这个民族要在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寻找新的出路。那么，我们找到的第一条出路是什么呢？从历史教科书中可以知道，第一条出路叫“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学习人家的技术——坚船利炮，你有枪，我也有；你有炮，我也有；你有军舰，我也有。这一步我们学的是人家的技术层面，产生了洋务运动，包括建立了北洋舰队。但是，我们虽有了相同的舰队，相同的炮，在甲午战争中却惨败于一个蕞尔小国、一个从未被放在眼里的岛国日本。在此情况下，中国有识之士，朝野上下，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开始在技术之外寻找新的资源，这就产生了“戊戌变法”。这个“戊戌变法”真正的高潮只有103天，所以也称“百日维新”。这条路还是没有走通。接着又蒙受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样的民族耻辱。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连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都仓皇出逃，颠沛流离到了西安，一路上饱经风霜之苦。这种苦是深宫之中养尊处优的她没有经历过的。吃了这样一番苦头，到了1900年，她决心接过光绪帝在1898年变法的衣钵，开始了“晚清新政”。在教育方面，她推行了包括废除科举制度、设立新式学堂等一些新政。今天我们的学校，就是在慈禧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些新式学堂奠定了近代中国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模式，奠定了基本的学制——小学、初中、高中。她还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特别是1906年搞了一个“预备立宪”。当时她搞宪政当然是有各种原因，比如迫于压力，为了挽救清王朝摇摇欲坠的命运，可能带有欺骗性，但无论她有什么样的动机，从客观上，她实施的新政推动了中国从一个古老的专制国家开始向近代国家转型。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当时中国外有民族危机，内部更是矛盾丛生，种种问题，最终导致慈禧死后不到三年，武昌一声枪响，一场小规模的革命就把大清王朝颠覆了，而且把绵延了两千年的帝王一统江山的模式一夜之间翻了个个儿。从此之后，任何人，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张勋，无论是什么人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称王称帝，不可能得逞了。我们知道袁世凯称帝只有83天，张勋复辟只有12天，也就是说帝王一统山河的模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行不通了。“五四”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那么，“五四”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有一个标志性刊物，叫《新青年》杂志，它创刊于1915年9月（最初叫《青年》杂志），与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差不多同时，在太平洋的彼岸的美国，一批留学生在1914年成立了叫“中国科学社”的小团体，创办了一家影响非常深远的（尤其对自然科学）《科学》杂志，这个《科学》杂志与《新青年》杂志遥相呼应，比翼双飞。两个不同的杂志，不同的定位，它们追求的东西却是相通的。我们知道后来陈独秀把《新青年》杂志的主题概括为“德先生，赛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赛先生”就是科学。实际上，科学的观念更多是由《科学》杂志、“中国科学社”来阐述的，陈独秀阐述更多的是“德先生”，他打出的旗帜主要是“德先生”。由于《新青年》、《科学》杂志的出现，中国年轻一代的读书人，或者说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寻找新的道路。这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新起点。因此，从根本上说，“五四”就是重新寻找方向，重新为中华民族定位。这个起点对于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起点。正是在这个起点上，我们的前辈们开始把古老中国带入现代文明社会之中。（作者傅国涌系文化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