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民族宗教图书出版部主任、编审徐醒生博士日前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这位对宗教史研究有较高造诣的专家说：历代西藏宗教领袖都有着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唯独现在的十四世达赖不仅不爱国、不爱教，还从事大量分裂祖国的破坏活动。
他向记者介绍了他研究和了解的西藏宗教领袖爱国爱教史的见解：
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两大传承弟子，他们均采用藏传佛教独特的活佛转世制度。藏传佛教历史上先后产生过众多教派，其中宁玛、萨迦、噶举、格鲁四大教派势力较强、影响较大。格鲁派虽然到了15世纪初才由宗喀巴大师创立，在各教派中最晚形成，但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
1653年，清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达赖，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班禅喇嘛的名号。中央规定：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自此，历辈达赖班禅的产生都要经中央政府批准和册封方才有效。
西藏佛教界历来具有倾心向内，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传统。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措在历代达赖喇嘛中，声誉遍及全国，在西藏的政教事务中，尤其在巩固祖国统一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公元1652年，第五世达赖喇嘛率领西藏的僧俗官员及随从，共3000多人出发前往北京朝觐顺治皇帝。
公元1674年，平西王吴三桂发动叛乱，康熙帝遣人赍旨入藏，命藏方出兵配合作战。达赖喇嘛敦促皇帝与臣下罢兵言和。为使国内战乱平息，天下太平，达赖喇嘛命色拉、哲蚌、甘丹三寺做了大量免战法事。
吴三桂派人入藏请求军事援助，达赖喇嘛说：“我做梦亦未敢违背皇上，若有违背皇上，不但上天不容，即您亦不了耻于我。祈王切勿触怒上天。”这些话表明了第五世达赖喇嘛为国家的太平而持有的善良用心，以及对清朝皇帝的满怀忠诚。
康熙皇帝赐给七世达赖一块以藏、汉、满、蒙文书写“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位，七世达赖把它供奉在布达拉宫的殊胜三地殿正中。每年藏历正月初一，都率僧俗官员向此牌叩拜。其后的历世达赖均保持了这一礼仪。乾隆年间，皇帝又赐肖像给八世达赖，供“汉藏众生依例敬拜”，八世达赖也在殊胜三地殿修“精舍”供奉。
六世班禅大师所处的时代，正值清朝鼎盛时期，但同时又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积极向亚洲进行殖民扩张之际。其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将触角伸向西藏，企图从中国西南部打开通往中国的大门。英人波格尔入藏后，百般拉拢班禅，企图破坏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系统的良好关系，以达到破坏国家统一的目的，都被他严辞拒绝。班禅明确指出：“我不是什么国家元首，西藏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中国大皇帝统治下的一个地方。”
九世班禅早年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共同组织和领导抗英斗争，晚年从事抗日救国活动，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在全国抗日救亡的关键时刻，致电国民政府：“班禅目击时艰，忧愤不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毅然号召蒙藏僧俗百姓一致抗日，共赴国难。
到了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时，他将毕生精力投入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分裂的事业中。他多次对广大信教群众说：“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那样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西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才能有光明幸福的前途。”
他对达赖集团鼓吹“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行径深恶痛绝，指出：这“是违背广大藏族人民意愿的，是不得人心的”。并严正声明：“我本人一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西藏独立’，是考虑了历史、现实和未来，深思熟虑后所采取的立场。我坚持反对分裂祖国的任何行径，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也反对。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十世班禅大师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是忠贞不渝的，邓小平曾赞扬班禅大师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
历世西藏精神领袖，他们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自身的政教业绩也各有千秋，但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传统都是不变的，可为什么到十四世达赖却出现不爱国的情况，并屡屡犯戒背祖呢？
徐醒生分析认为：主要是帝国主义入侵西藏造成的。因为出现于19世纪的“西藏独立论”，是英国帝国主义侵华时留下的产物。英帝国主义当时为了本国利益，在十三世达赖身边培植了一批亲英势力，并发明了“西藏独立”论，这个“独立论”后来给中国带来了灾难。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的和平解放，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独立”活动的一次最沉重打击。对此，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是不会甘心的。他们一直从多方面阻挠和破坏“十七条协议”的贯彻执行，直至发动武装叛乱。
他们发动叛乱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反对使广大西藏人民获得人权的民主改革。1959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命令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坚决平息了这场叛乱。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顺应西藏人民的意愿，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不再被作为农奴主的个人财产加以买卖、转让、交换、抵债，不再被农奴主强迫劳动，从此获得了人身自由，成为新社会的主人。
这些利国利民的事对达赖集团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于是，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操纵下，1959年达赖集团叛逃国外投靠西方，在西方的庇护下成立所谓“流亡政府”，来从事大量分裂祖国的破坏活动。
为了达到分裂祖国，妄图实现“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达赖集团在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和援助下，重新组建两支叛乱武装。1960年9月在尼泊尔北部的木斯塘地区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1962年组建了以藏人为主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达赖集团还不断派人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学习“游击战术”，接受“特殊训练”，培养数以百计的特工人员。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反华势力一方面重新给予达赖集团大量资助，一方面把诺贝尔和平奖赏给达赖。达赖集团加紧了对国内的渗透，并制造多起骚乱，在国外推行西藏问题国际化。这期间，达赖不断以所谓“西藏宗教领袖”、“和平卫士”、“人权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头衔，频频出访欧美和亚洲一些国家，会见各国政要、议员，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讲演，以及利用联合国人权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讲台，大肆进行“西藏独立”宣传等活动。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达赖及其集团的声明内容和活动方式也在不断变换以迎合国际舆论。自达赖1987年在美国会提出“五点和平计划”和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提出“七点新建议”以后，直接鼓动“藏独”和公开叫嚷“西藏独立”的行为和口号逐步被“不寻求独立”和“大藏区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所代替。然而他们的真实动机和目的却没有丝毫的改变——目的仍在实现“西藏独立”。
藏传佛教的教规教义，其精神实质都贯穿着依律、诚信、平衡、均利、忘己、利他、和谐的基本要素，是两千年来佛教优良道风之所系，正己度人之所依。作为一名佛门弟子，理应用这些准则鉴别大是大非，精进宗教修为，然而在十四世达赖的心目中，神圣的佛教已经完全变成他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工具和迷惑世人的外衣，足以说明十四世达赖在宗教上的虚伪性。
况且从宗教来说，达赖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个大活佛，在西藏历史上共有10多个教派，十四世达赖喇嘛既不能代表藏传佛教，也不能代表上百万信徒，更不能代表佛祖释迦牟尼，他代表的只是极少数人的利益。
徐醒生博士说：在日益强大的中国面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废除了腐朽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过上幸福日子的西藏人民面前，达赖妄图搞“西藏独立”，注定要走向失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