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系统内部的监督构架，必然不能解决权力系统自身的腐败问题。这种权架既要面临永无止境的“谁来监督纪委”、“谁来监督审计”之类的问题，又无法保证纪委、审计等部门能够担起真正的监督大任。前一个问题，类似于寻找监督的上帝，而这个上帝在权力系统内永不存在；后一个问题，则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在普通意义上具有“战友情”，容易结成官官相护的网络，而非真正的监督关系。

　　 曾锦春——湖南彬州市原纪委书记，已在长沙受审。

　　 这个最简单的表述，十分浪费新闻。最起码，我应该加上“中国纪委书记第一贪”这个称号，现加上“受贿金额超过陈良宇10倍”，还加上靠“双规”敛财，才能够写出他的基本特点。

　　 然而，这样其实仍然不能标示出我看到曾锦春受审报道时的震惊程度。在起诉书中，曾锦春涉嫌受贿金额3152.25万元，另有960.75万元财产来历不明。而不在起诉书中的是，他还有约4000万元为红包礼金、投资收益。

　　 总计8000万元涉案金额，这就是曾锦春在一个地级市纪委书记任上创下的战绩。

　　 人们大概已经渐渐习惯了贪官故事，离奇感、愤怒感大大降低。但即使如此，曾锦春的故事仍然十分具有震动效果。这是曾锦春案件的不凡之处。

　　 今年早些时候，彬州市在雪灾中经受了极大的苦难。但更早的时候，彬州市经历过的苦难，也许并不比雪灾的苦难小。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市委宣传部长、副市长等人都因腐败而入狱，这些人不是窝案，而是系列案。系列案的意思是，他们并非一伙，而是各有一窝，独立作案，彬州人同时被几窝人虎掠狼夺。例如，市委书记垄断郴州各区县的城建项目，纪委书记独揽全市矿权审批。人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官场的“黑色割据”之下。

　　 在这样的割据之下，公安局长也会因为引起了矿主不满而被几度“双规”，谁还会得到基本的安全保证？举报曾锦春的材料，三度引至省纪委的调查，结论是“一个基本合格的纪委书记”。如果不是被撕咬的公安局长还能够寄希望于政法系统的介入，曾锦春差不多就会安全降落，而对于一个普通人，又怎能指望这种纪检系统与政法系统的PK？

　　 纪委书记曾锦春手中握有“双规”权，而“在实际操作中，双规对象没有界线”，按照规定，纪委有权“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对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这并不局限于党员。这就是说，曾锦春的“双规”可能落到任何人的头上，只要他愿意。于是，一个设计中的“反腐利器”，变成了一条腐败的大道，“双规”反腐只是想象中的效果而已。

　　 有人注意到，纪委的工作受同级党委的监督，但在彬州，市委书记李大伦自身不干净，导致了曾锦春实际上不受监督。这一种解释，可能会把“双规”变成腐败通途的问题个别化。就算李大伦没有腐败，难道他就一定可以使曾锦春受到监督吗？他们是同僚，是战友，一般来说，监督不是他们工作的常态。

　　 或者有人会说，如果有上下级监督，曾锦春就可能不至于犯下几千万的腐败大案。那么，省纪委对市纪委有没有上下级关系，三次调查的结果又怎样呢？

　　 权力系统内部的监督构架，必然不能解决权力系统自身的腐败问题。这种权架既要面临永无止境的“谁来监督纪委”、“谁来监督审计”之类的问题，又无法保证纪委、审计等部门能够担起真正的监督大任。前一个问题，类似于寻找监督的上帝，而这个上帝在权力系统内永不存在；后一个问题，则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在普通意义上具有“战友情”，容易结成官官相护的网络，而非真正的监督关系。

　　 曾锦春案件虽然情节具有震动效应，所揭示的道理却仍然简单，清洁权力，不只需要权力之间的制约关系，而且需要开辟公开的社会性监督渠道。公民的位置，不应当是充当权力的受害者、沉冤得雪后放鞭炮庆祝的苦难人。公民应当可以通过各种社会性渠道，随时去公开表达对权力的怀疑，公开揭露权力腐败的蛛丝蚂迹。没有公民权利的高扬，可能会有权力的分肥，但永远不能保证有权力制约。权力制约不只是权力机构之间的牵制，它的前提是公民权利处在至高的位置。(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