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宋平顺曾干预本案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及中央政法委都曾发函督办本案

　　黄友元今年63岁，已经和公安机关“较量”了18年。

　　她的对手———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在1990年6月对黄友元实施收容审查后，以代为还债的名义，处分了她的财产，后被法院判定为越权插手经济纠纷。

　　这个籍贯湖南株洲的老太太希望至少取得500万赔偿，这是法院判决书确定的直接损失。如果失败的话，她将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余生。

　　黄友元期待的胜利，是这么近，又那么远：法院判决早在1996年3月就已经生效，却因被执行人是公安机关的特殊“身份”，始终无法顺利执行。

　　12年，时光在僵持中飞逝。当年主持案件审判的法官已在一次车祸中身亡，另一位审判员也因癌症病逝。

　　而黄友元依然在等待。

　　●1990年6月19日，黄友元以“涉嫌倒把”罪被收容审查，关进看守所。

　　●1990年9月25日，塘沽公安分局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1994年12月27日，塘沽公安分局以“不构成犯罪”为由，撤销取保候审，解除了对黄友元长达54个月的人身限制。

　　●1995年3月22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黄友元提起的行政诉讼。

　　●1996年3月7日，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责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权处理的原煤3.05万吨，到期不能追回，则按照每吨169元进价，赔偿经济损失合计500余万元。

　　●1997年7月，湖南省高院在对案件进行复查后认为：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

　　●199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函告中央政法委：此案的实质是公安机关越权插手经济纠纷，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妥，“希望在贵委的统一协调下，使本案判决能够尽快得到顺利执行”。几个月后，中央政法委发函，请天津市政法委“督促公安机关认真做好此案判决的执行工作”。

　　●2004年6月，株洲中院在递交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报告中说：此案执行，希望渺茫，无从下手。此前，株洲中院曾经两赴塘沽，均告无功而返。

　　●2008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办召开了由湖南、天津两地高院参加的会议，最高院还以督办函的形式对此案进行督办。但目前此案顺利执行的前景并不明朗。

　　1.8万吨原煤惹祸，黄友元身陷囹圄100天；多年后塘沽公安分局承认自身存在诸多失误

　　自从离开看守所以后，黄友元原本近视的眼睛就几乎失明了。镜片度数从1800增至2800，她成了残疾人。这是1990年9月25日，塘沽公安分局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她常常向人哭诉，在那身陷囹圄的100天中，自己受到种种非人待遇：她被要求摘掉眼镜，脱去鞋袜，吃下女看守提供的“油条”———一种用带刺的棍棒实施的殴打。她和外号“二叉”的女牢头关在一起，寝食不安。

　　在此之前，黄友元是一名成功的煤炭商人。她承包了一家煤炭发运站，进煤、出煤，从中赚取差价。那时煤市紧俏，黄友元生意红火，据说一年就赚了800多万。她喜欢把现金存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租住宾馆的地毯下，铺满了50元一张的纸币。

　　现在，那个说一不二的女老板变得和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在不胜其烦的讲述中，还穿插着她在看守所中进行的“英勇斗争”：面对莫须有的罪名，她是如何坚强不屈，机智地同提审民警周旋，最终把对方推入无计可施的境地。

　　后来案卷材料记载的情况是：黄友元(在看守所中)精神失常、屎尿失禁。

　　塘沽公安分局对黄友元实施收容审查的理由，是涉嫌投机倒把(1997年《刑法》修正时，“投机倒把罪”被取消)。这个笼罩着计划经济色彩的罪名，原本是指：以牟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违反国家法规和政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通俗地说，就是倒买倒卖，或者以次充好。

　　黄友元“涉嫌倒把”，祸起1989年。

　　当年4月，她和广州钢铁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提供原煤1.8万吨。煤到岸后，广钢检验发现，发热量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更为严重的是，这批原煤投入燃烧后，损坏了广钢的进口锅炉。双方因此形成纠纷。

　　时至今日，黄友元坚持认为煤质与己无关。她的理由是：在这批原煤装船发运之前，广钢采购人员亲自现场抽样，送交天津商检部门化验合格，并且获得广东经委派驻把关人员的签字放行。这些都是当时煤炭贸易的必经程序，“货离港后就不管了，这是做煤的惯例。”黄友元说。

　　最早受理此案的，是塘沽区工商局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2007年8月29日，一名曾经亲赴广州调查的工作人员回忆说：广钢煤场中，黄友元的煤并未单独存放，所有的煤堆在一起进行分拣，造成取证困难。

　　塘沽公安分局介入后，仲裁程序被中止，事情开始向不利于黄友元的方向发展。但即使是在公安局内部，仍然存在不同的观点。

　　一位参与侦办此案的民警告诉记者：“要说黄友元没有责任，这肯定不对。但这就跟汽车追尾一样，有个责任分担问题。”

　　根据当时的调查，广钢将煤粉化后，为了增加燃烧热量，加入了重油，不料这种混合物燃烧剧烈，并不符合生产投料标准，这才烧坏了炉底。“退一万步讲，就算黄友元有投机倒把行为，但如果广钢当时不使用这种已经经化验确认不合格的煤，你能说黄友元有多大罪名？”这位民警说。

　　在煤炭贸易这个漫长的利益链条中，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没有人去认真追究。倒是黄友元被抓了起来。1990年6月18日，几个陌生人以谈生意为名，将她叫出宾馆，推进一辆面包车。第二天，天津市公安局发出收容审查通知书，黄友元被关进了看守所。

　　多年以后，塘沽公安分局承认自身存在诸多失误，甚至违反了法律规定，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现这种现象是能够理解的”，塘沽公安分局现任局长吕长贵，在2006年6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的《申诉信》中这样表示。错误收容黄友元，发生在吕长贵担任分局“一把手”之前。而他的前任，目前官至天津市公安局局长。

　　逢此劫难的黄友元有着另一番解释：“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就有一部‘伏尔加’。”伏尔加是产自原苏联的一款轿车，主要提供高级领导干部使用。在合资汽车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前，拥有一部伏尔加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那时候我太红了”，黄于是将起因归结为生活上的奢侈和招摇。

　　1996年3月，湖南株洲市中院判决：责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权处理的原煤3.05万吨，否则要赔偿黄友元经济损失合计500余万元

　　1994年12月27日，塘沽公安分局以“不构成犯罪”为由，撤销取保候审，解除了对黄友元长达54个月的人身限制。

　　此时距离《国家赔偿法》正式生效还有3天，这部承载着非凡意义的法律，首次承认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贯正确的国家，也会犯错误，而且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赔偿责任。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部法律要想为老百姓所用并非易事。

　　黄友元是个只会读、不会写的半文盲，她对此一无所知。重获自由的黄友元，最关心的是如何追回自己的财产。在此之前，塘沽区公安分局以代为处理债务以及发还赃证财物为由，将黄友元存放在港务局的3万多吨煤炭，批给包括广钢在内的11家单位或个人。

　　一名叫做“赵秋红”的人，于1990年11月13日领取了3100吨，黄友元说“我跟他没有任何来往”。10天后，另一名叫“宋宝祥”的人，领取了400吨，黄友元说“我根本不认识他”。塘沽公安分局声称有调查笔录为证，只是笔录始终未向黄友元出示。

　　塘沽公安分局长期主张的观点是：公安局用黄友元价值313余万元的原煤，抵消了307余万元的债务和广钢202余万元的损失。公安机关代替黄友元清偿债务的行为，不仅没有给黄友元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相反因为用于抵债的原煤的价值远远小于债权，造成债权债务关系消失后间接使黄友元获得了利益。

　　按照这种说法，黄友元从一名“受害人”，摇身成为违法行政的“间接受益人”。而这也成为日后法院判决生效后，塘沽分局拒绝履行法院判决义务的主要理由。

　　对于来自公安局的解释，黄友元的律师刘文提出强烈质疑：“不论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属实，都不是公安机关出面解决的事情。即便黄友元欠下巨额债务，也应由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公安部早就有通知，禁止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

　　1995年3月22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黄友元提起的行政诉讼。在此之前，黄也曾向天津当地法院状告塘沽公安分局，但两级法院均告知：“无法受理”。

　　株洲中院审理认为，塘沽公安分局违法行使职权，并于第二年3月7日作出判决：责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权处理的原煤3.05万吨，到期不能追回，则按照每吨169元进价，赔偿经济损失合计500余万元。

　　这是一个在被告缺席情况下作出的判决。塘沽公安分局后来对外解释说：株洲中院未能按塘沽公安分局的要求，驳回黄友元的诉讼请求，塘沽分局“在协调未成的情况下，以不出庭、不应诉作为对法院不依法审判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