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南宁4月25日电(记者车晓蕙、梁思奇)“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个以往中西部招商时常常标榜的优势，现在已很少听到。因为物价上涨以及一系列相关法规的实施，中西部加工制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逼近珠三角等东部地区。

　　“冠德科技”2006年从深圳转移到广西北海市，生产电源、电源识别器、充电器等，同类产品销售量名列全球前5位，产品80%出口，主要供应欧盟和美洲市场。公司经理陈石华说，不含保险、伙食补助等，员工每月“拿到手”的收入达1200元，这个数额比在深圳老厂的工人少300元左右，“由于北海厂的员工基本来自本地，生活成本要比深圳低，实际收入与深圳差别不大。”

　　经常带学生到珠三角实习的北海市国发职业学校校长文元林说，由于物价上涨，打工者月收入低于1000元已经难以维持生活，“与当年的农民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就外出打工不同，现在的打工者有更多的生活需求，甚至希望在城里买房成为城里人，对薪酬的要求自然水涨船高。”他说。

　　近年来，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中国制造加工业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民工荒，无论是从事简单工艺的一线普通工人、还是技术岗位人员，都遭遇了“招工难”。

　　在珠三角，从深圳到东莞的公路两旁，“厂房出租”和“高薪招聘”的大幅广告十分醒目，大多数广告上开出的薪酬超过1500元。而为了解决招工难、降低劳动力成本而转移到中西部的企业发现，这种招工难并不因劳动力的“本土化”而减轻。“冠德科技”所有员工基本都在广西境内招聘，目前80%的员工来自方圆100公里内，但流失率很高，很多人干了10来天或个把月就离开，有的员工甚至已经三进三出。

　　文元林说，劳动力短缺现象在政府免除农业税后逐渐显现，由于现在种粮食不仅不用交税，还能获得补贴，虽然进城打工收入仍然多一些，但在家务农除了养家糊口还略有剩余，不少洗脚离田的农民重新种起了田。“我春节回湖南老家，村子里很多过去因全家外出打工而空着的屋子又住上了人，除了年轻人愿意外出，不少结了婚的青壮年陆续回来，不愿再外出打工了。”他说。

　　从今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拖欠工资、不缴纳社会保险的现象属于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行为，企业要承担较高的违法成本。而即将于5月1日实施的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也将赋予工人更有利的维权武器。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规范劳动用工关系后，不能再违法规避而需要兑现的加班工资、社会保险费等，使劳动力成本提高了30%至40%。

　　面对不再廉价的劳动力，珠三角地区从政府到企业都在寻求产业的转型，一些向内地转移的企业也寻求一步到位，引进先进设备生产。文元林说，劳动力成本提高后，过去加工制造企业依赖大量劳动力的生产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那些由人工操作的简单工序将会用机械化、自动化来替代。他认为这对中国目前如何加快职业培训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是个新的挑战。

　　北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张海涛把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称之为“把工人当机器来使用”。“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样的空间。”他说，“那些希望转移到西部的企业不可能再靠廉价劳动力获取高额利润；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复制珠三角当年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创造加工制造业的繁荣。”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丁力认为，中国经济从低成本时代进入高成本时代的趋势不可避免，这实际上是持续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市场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而这种变化，正是经济转型的强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