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粮食计划署22日表示，粮价上涨就像一场“沉默的海啸”，使全球一亿多人深陷贫困之中，也使粮食署面临着成立45年来最大的挑战。这是粮食价格危机以来，有关方面所说的事态最为严重的话。目前来看，粮价危机已经席卷了第三世界国家。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市民只能每天从国营粮店限购3公斤大米。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21日举行大罢工以抗议食物价格上涨。作为应对未来的粮食危机，越南、印度、埃及和柬埔寨等一些大米出口国相继宣布了限制大米出口的措施，以满足国内需求。

　　 像瘟疫一样四处蔓延的粮食危机很容易勾起人们对大饥荒的恐怖记忆。然而，这场危机并不是因为世界粮食供给出现了严重的短缺，而是因为粮食价格发生了突变。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价格危机。

　　 目前各国政府纷纷限制粮食出口、对粮价进行价格管制。政府直接干预粮价，能够起到即刻平抑粮价的社会效果，却也导致了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扭曲，破坏了粮食的供求关系。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下，粮食价格被人为压低，反而会使农民丧失种粮的积极性，从而导致未来粮食的减产。在粮食问题上奉行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恶化了国际粮食供求关系，抬高了国际粮价；另一方面，伤害了本国农民的利益。而国内粮价低于国际粮价，也会刺激粮食走私、出口。这会使政府面临这样尴尬的局面——尽管国内粮食紧张，但粮食仍然在往外运。19世纪末的爱尔兰饥荒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在世界粮食产量并没有下滑的情况下，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恐怕比简单的政府干预有效。

　　 政府对粮价进行管制，实际上掩盖了粮食安全问题的真正威胁。有不少研究表明，很多历史上发生的饿死人的大饥荒，与粮食供给没有必然的关系。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对上个世纪40年代的孟加拉国饥荒研究发现，当时孟加拉国的粮食供给并没有比正常的年份显著减少，但是，这次饥荒却饿死了几十万人。森认为，市场上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人们买不起粮食。实际上，赤贫阶层对粮食的生理需求，并不能转变为市场需求。人们被饿死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他们买不起可以救命的粮食。分析、应对当前的这场粮食价格危机，不能只看到粮食的供给因素，更应该去追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丧失了对粮食的购买能力。

　　 隐藏在粮食价格危机背后的通货膨胀、贫困、失业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等问题，实际上更加要命。粮食价格飞涨，无疑也是全球通胀的产物。在通货膨胀过程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底层民众遭受的损失相对更大，通胀不仅带来货币贬值、工资缩水、物价飞涨，而且会使微观经济恶化，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等等。对于那些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的国家来说，失业的工人等非粮食生产者，必然要面临生存危机。这种状况不会因为政府实现粮价管制而改变。因为，即便官方粮价远低于黑市粮价，赤贫的民众仍然消费不起。所以，现在海地的老百姓只好吃黄土做的泥饼来充饥了。政府应该放弃对粮食价格的干预行为，转而提升穷人的购买力，让最底层的人买得起粮食。

　　 任何一国之政府都负有使其国民免于饥饿的责任和义务。如果说，在一个社会中仍然有饥荒发生，那只能说明政府责任失守、国民权利沦丧。国民免于饥饿的权利属于生存权，是基本人权，也是一项平等的权利。但是，在粮食危机来临之时，一部分人的粮食权利就会被剥夺，进而导致悲剧发生。

　　 对于粮食危机问题，真正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一百多年来闹饥荒饿死人的总是亚、非、拉国家，而不是欧美国家？当然，经济基础是关键，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以及国民权利的差别，也是面对同样危机而结果大相径庭的重要因素。(于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