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缺乏基础性的通盘了解，既是知性，也是感性上的一项缺陷

　　柏杨，上个世纪80年代携带着他的"酱缸理论"，和对"丑陋的中国人"的鞭挞，旋风般地从中国大陆思想界滚过。如今，83岁的他，顶着一头雪白的头发，以一种老而弥坚的姿态，缓缓地和记者聊着中国人、中国历史。

　　《瞭望东方周刊》:当年你入狱10年，于是10年着史，有了《中国人史纲》。文王入狱而有《易经》、司马迁入狱而有《史记》，狱中着史，好像成为中国文化人的传统。当年你是一开始就很清楚地知道即将要进行的是一个大工程，还是在写作过程中半路醒悟可以做成现在这样子的？

　　柏杨:大家都说，如果司马迁不坐牢、不受苦刑，就不会有《史记》，但我要说，一个有远见的治国者，宁可国家没有历史、没有司马迁的《史记》，也不可以用冤屈的手段、用残酷的刑罚对付一个人，让他身体上痛苦、精神上绝望，用这样的代价来创造一部历史，实不足取。

　　中国历史上有知识分子狱中著书的经历，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狱中如何度过。以近期来说，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忍尼辛(注:大陆译作索尔仁尼琴)，曾将他在狱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史诗巨著《古拉格群岛》，受到举世瞩目;捷克前总统哈威尔(注:大陆译作哈维尔)，也曾有一部闻名世界的作品——《致奥尔嘉的信》，这是他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书信集，其中并不只是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更有他的思想陈剖、关于他的戏剧写作理念、检讨之前作品的种种缺失，以及未来他构想中的作品……他在狱中还指导妻子如何生活，包括如何修热水器。

　　我写《中国人史纲》是不得已。其实，人生不要说在狱中，就算是在狱外，完全是个自由人，说到对人生未来的规划，恐怕都是不容易。我在绿岛狱中，一个海浪滔天的孤岛，夏天像烈火灼烧，冬天带咸味的寒风砭骨;囚室中的生活条件也不是我们在某些西方电影中看到的，每个人可以拥有一张桌子……那是一个大、小便与盥洗同用一个坑洞，非常没有尊严、不讲卫生，又不稳定的环境，个人完全没有选择、安排的余地。有时囚室中人满为患，睡觉时身子都不能伸直;有时人少一些，才能占有一席之地。至于读书，有时候可以看一些古书，有时候什么也不准看。在那样的情形下，实在说不上什么雄图大略、要为中国人写出一本史书云云。在狱中的漫漫长日，没有边际，我努力把握住任何一点能读书的时间，驱赶绝望，让自己的精神、心思有所寄托。在这种情形下,我选择了读《二十五史》。

　　柏杨:我一直对历史有浓厚兴趣，在读许多历史典籍时，就深深感受到读史的困难——时间上的串连很困难，也就是你所说的各自分割、跳跃的历史，阅读上也相当枯燥。由于政治挂帅之故，历朝历代都强调"奉正朔"，于是没有一个一贯性的编年法，我们也一直未曾建立一种具连贯性的历史观。所以我从开始写《中国人史纲》，就决定不以王朝更替、皇帝年号为时间标记，而是以客观且易于了解的每一个世纪为时间标记，每一个世纪又以10年为一个年代分割。如此不但修正了读中国历史难有一个清楚的时间脉络的问题，我也同时在每章后面，加上同时间西方的历史大记，便于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历史进程相对照。以"俯瞰"的角度看历史，看到的就不只是中国的历史，也包括世界的变化。

　　至于你提到的"阶级观着史"问题，由皇帝(统治者)下令修的史，怎么可能摆脱阶级史观？再加上人性的弱点:统治者是无法接受批评的，所以历史成为阶级史观，是一个必然结果。民间既在言论和书写都受到严重封杀的古代，官野史，不过吉光片羽。没有条件出现一部以广大众生为本的历史是必然的。

　　如果我们真的要建立一种面对历史的态度，平民(写作)的历史、普及本的历史非常重要。人民的历史需要人民来写，从各个角度来写都无妨，只要他有所根据，不是凭空捏造。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了解本国史的难症在于，没有一部通史是可以做为历史普及读本的,在大陆,除了翦伯赞和范文澜的通史,再没有公认的版本了,假如有人说一位出租车司机或者一位IT精英每天睡觉前坚持看这样的通史,谁会相信这种可能?当年林汉达做了一些普及性基础，但是他死得太早，后人接着做，所以有了现在的《上下五千年》，可那是给孩子看的,但是成年人呢？

　　柏杨:在台湾，过去曾经有政府单位认为应该将《中国人史纲》翻译成外文，但因有一位"卫道人士"的反对而作罢。这位"卫道人士"所持的理由是:这部书暴露太多中国历史的黑暗面，不应该翻译为外文，给外国人知道，因"家丑不可外扬"。当我被拘七八个月，尚未宣判定谳，我的前妻已看出前途凶险，断然提出离婚,对当时的我，无疑是双重致命打击。绝望之余，我曾经绝食20余日。之后，一个彻底的领悟，让我重新振作。为了驱赶绝望，让自己的精神、心思有所寄托,在阅读、思考之余，动笔开始写这部《中国人史纲》。

　　在这过程中，同室难友的反应不一，有的人神经衰弱，会因我翻书、用纸的声音受刺激，抗议我书写，有人根本就觉得我无聊、可笑……冷嘲热讽、瞠目怒视、龇牙咧嘴，不一而足。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何规划起？我只是在最卑微、最没有尊严的地方，以精神为追求，在历史的耙梳、写作中，以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立场，对历史进行一番严肃的思考。

　　很巧的，原本被判无期徒刑的我，在书写完的一个多月后，蒋介石就死了，我就被放出来了！……(笑)他早死也不行，晚死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