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丑陋的中国人》而闻名的台湾作家柏杨近来又生气了。原因是今年8月份刚刚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柏杨回忆录》，没过几天，坊间就出现了相同的盗版书。为此，柏杨向媒体发出了一封题为《需要您帮助!――为钱请命，这只不过是一元两元!》的公开信，吁请读者不买盗版书，来抵制盗版书。这位83岁的老作家不无委屈地在信中写道，著作权就是作家的智能财产权，是文明的基石。中国自古代四大发明，以及从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之后，便再也没有伟大的思想家和发明家出现，就是与智能财产权没有得到尊重有关。柏杨毫不讳言地说他要庸俗地谈钱，要为钱请命，因为当年鲁迅先生就说过，稿费只是50个饽饽。而柏杨发愁的是，这50个饽饽吃完之后，不知道他还能吃什么?作者所依靠的就是读者每买一本书，都会有两元钱的版税收入来养家糊口的。

　　尽管柏老先生的公开信情之殷殷，言之凿凿，也感人至深，但此书被盗版已成不争的事实。在盗版成风的今天，如果哪一本流行书、畅销书不被盗版的话，反倒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了。不过，事情都有它的双重性。上面天天反盗版，下面专购盗版书，图的就是便宜。因为眼下图书定价日见昂贵，已使许多读书人不堪重负了。

　　“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这是现在不少读书人自我解嘲的一句妙诀。据有关媒体报道，抄书这种既省去大笔开销又能熟记书中内容的读书方式又回归到大都市了。即便是在首都北京，随便你到西单图书大厦或三联书店转一转，到处可见把书摊在膝盖上大段大段地在“海抄”的学生，有不少“抄书族”还是书店的常客呢。

　　凿壁偷光，囊萤读书，这是小时候所读到的古人刻苦自励的故事；奋笔疾书，抄书学习，这是在那种无书可读的非常时期所经历的事情。到今天，好书多了，价格却上去了，又让许多莘莘学子望书兴叹，无法承受。于是，抄书的现象复现，但是这样又要花去相当大的精力和时间，这确实是让读书人尴尬的一件事。但诚如报道中一名抄书的学生所说：“带彩页印刷好一点的书要上百元，这对一个正在读书的学生来说实在太贵了!”

　　有关文化生活的资料显示，在外国，观看一场电影只是月收入的几百分之一，而以北京市人均工资月1000元计算，为看一场大片却要花费二十分之一的月收入。据统计，去年全国城镇人口的人均月收入为523元，可要想去买一本诸如书价为20元的《柏杨回忆录》，就占去了月收入的二十六分之一。而一年365天，还有多少事要办、多少书要读!对一个居家过日子的普通人户和一个在校念书的学生来说，这二十六分之一又意味着什么?

　　书价昂贵，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助长了盗版泛滥。近几年，盗版书的出书速度愈来愈快，质量愈来愈精，地下市场愈打愈猖獗。这种现象，其实正是印证了经济学上的一句话，“有需求就有市场”。盗版商是利益驱动，甘冒风险；而购买者是为图省钱，不怕伪劣,这两者是共生共荣的关系。这些年来，为什么我们采取了不少反盗版的措施，但都收效不大。症结何在?就是因为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把过高的书价降下来，让更多的“抄书族”不再尴尬，让盗版商无利可图，这样，反盗版的工作也许就好做了。而柏杨老先生对读者不买盗版书的请求，也一定会有人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