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给柏杨夫人张香华老师发去一封电子信：

　　“香华老师：

　　惊闻柏杨先生驾鹤归去，可以想见您此刻的心情，我在远方的杭州深切慰问，节哀，您是那么美丽多情而又坚强的女子，相信一定能渡过人生的难关的！多保重！”

　　这些年与柏杨夫妇的交往，历历在目，“往事并不如烟”啊。

　　我们的交往始于2003年底，当时张香华女士第一次来杭州，我前去采访了她，因为言谈甚欢，或许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缘份，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在大学时代就读过柏杨的书和张香华的抒情诗，那一次采访下来，我对香华女士的美，以及她对柏杨先生深刻的爱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种种的光环下，我看到的两个活得非常真实，内心有激情的人。

　　记得2004年新年的时候，收到香华女士的问候信，信中她谈到柏楊2003年10月，過了一個“柏楊月”因为有關柏楊的文學活動，都集中在十月。遠流公司陸續出版《柏楊全集》，歷時四載，精裝本二十八冊，約八百餘萬字。至於早已完成的史學部份：《柏楊版資治通鑑》，精裝本三十六冊，約九百餘萬字；《柏楊版通鑑紀事本末》，平裝本三十八冊，約五百萬餘字；另成單元。她说，柏楊一生共寫了二千二百萬字，自己也吃一驚。

　　2004年5月，钱江晚报人文版块要做一个关于台湾专题的多个版面的深度报道，我想到了采访柏杨。经过香华女士牵线，采访很顺利。

　　采访中我曾问他一个问题。“在二十一世紀乃至未來，台灣文化可不可以脫離中國文化，成為一種獨立的“台灣文化”？柏楊答：在《封神榜》上，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哪吒的故事。他割骨還父，割肉還母，很具震憾。可是，人類除了骨和肉以外，還有一種東西，是改變不了的，那就是父母賜給的生命。哪吒再兇悍，他也沒有本領把他的生命(魂魄)也還給父母。台灣也是一樣，我們會走向本土化，但沒有辦法脫離中華文化，因為本土文化就是中原文化。

　　又问他是否認同海峽兩岸文化的“同根”性，即同一血脈？他答，“關於海峽兩岸的同根性，應不是認同問題，而是事實問題；應不是基因問題，而是情緒問題。不過，血濃於水是一種充滿了感性的訴求。”从柏杨先生的回答中，我能感觉到这位中国文人的浓浓乡愁。

　　2005年9月1日，为“勝利萬歲”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报道，我想起柏楊先生是經歷過抗戰的愛國文人，我們有一塊版面是采訪全國的文化名人的，請他們談談從中國人民和世界反法反西斯的勝利日出發，對中華民族的抗戰精神的理解。但不知深居简出的柏楊先生身體可好，能否說几句他關于抗戰勝利的感言，于是我给香华女士写了信，当时柏杨先生已87岁高龄，且健康并不太佳。约了稿，当时他们夫妇住在台北的花园新城，没想到那几天香华老师去北京了，柏杨的助理苏佳音看到我的信，跟柏杨先生说了这事，柏杨先生很快就答应了，并通过苏佳音传来了他的纪念抗战的文章《一个最值得问的问题》，真的非常感动，也感觉到他们夫妇的待人之诚。柏杨先生文中的一段话，印象尤为深刻：“在戰爭狀態中，人是沒有尊嚴的，中國人很久以來都缺少尊嚴。”，他最后写道，“六十年來，我們民族的素質進步了多少？是否不斷在提升？我認為這是一個最值得問、最值得反思的問題。”作为中国人的权权赤子之心，昭然可见。

　　此后，我与他们偶有联系，尤其是张香华女士在内地的时候，有时候会打电话给我，聊一些近况。知悉柏杨先生虽年事已高，但依然读书写字，笔耕不辍。此后，柏杨先生的一些书在内地得以出版。每有新书在内地出版，我都能收到香华女士委托出版方寄来的新书，最近的一套新书，是柏杨先生的《白话版资治通鉴》。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這是一句人人都耳熟能詳的話，因為這句話直擊人心，把人性最深層的需要全盤托出。很多人一生追求名利，殫精竭慮，最後真正讓他折服的卻是一個“情”字，“情”當然不光指愛情，也包括親情、友情、家國之情，舉凡人倫情。所謂法、理、情，在我們國人的思維裡，鼎足而立。 “这是香华女士随笔中的一段话，我以为无论是柏杨，还是张香华，都是这么活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