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集团长期从事谋求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活动，却打着“保护西藏文化”、保护西藏“民族特性”的幌子，以此欺骗国际社会。某些西方媒体和政客竭力为达赖张目、代言，却根本不了解达赖统治下的旧西藏曾经是怎样的情况。那么，就让我们翻开旧西藏的历史，看看达赖所要保护的“西藏文化”和“民族特性”究竟是什么。

　　一位老者在西藏历史与封建农奴制展区的旧西藏图片前若有所思。新华网马轶群摄

　　一、旧西藏封建落后的社会政治状况

　　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的旧西藏，在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农奴主阶级的长期统治下，无论是社会政治制度还是经济社会发展，都处于极端黑暗、极端落后的状态，与人类现代文明发展和进步潮流背道而驰。

　　旧西藏实行封建农奴制度。旧西藏农奴制度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对农奴主的依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在西藏延续长达700年之久。这一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只占西藏人口5%的农奴主阶级，即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占有西藏全部土地、山林、草场和绝大部分牲畜、农具、房屋及其他生产资料，而占人口95%的农奴完全不占有土地。在这一制度下，农奴在人身上依附于农奴主。农奴依靠农奴主分配的“份地”生产生活或充当世代家奴，以劳役、实物、货币等形式向农奴主缴纳地租，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差役和捐税。各类“份地”的剥削率均在7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80%以上。此外，农奴主还通过发放高利贷、强迫摊派借贷的形式，加强对农奴的经济剥削和人身束缚。民主改革之前，全西藏找不到一个不放高利贷的领主，也找不到一个不负债的农奴村庄。西藏农奴主对生产资料的高度垄断和对农奴人身的超经济强制占有，构成了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的基础，也构成了农奴主进行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基础。在当时广大农奴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是被领主占有；就是河水变成牛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这是对封建农奴制度的写照。

　　旧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经济基础的长期存在和佛教在西藏地区的普遍盛行，逐渐形成了僧俗一体、政教不分的政教合一政权组织形式。在整个政治权力结构中，达赖喇嘛是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的最高首领，上层僧侣集团掌握着西藏地方政权的核心权力，处于主导地位。贵族可以通过操纵活佛转世、在格西学位考试中行贿舞弊、派子弟角逐僧官职位等各种手段向上层僧侣集团渗透，使政教结合的程度无论在人事关系方面，还是在制度规定方面，都达到了相当严密的地步。在这一制度的运行中，农奴主阶级一方面通过军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实现对广大农奴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通过佛教宿命论和轮回转世思想，在精神上恐吓和麻醉群众，使他们要么沉溺于宗教，甘心遭受压迫、不敢起来反抗，要么企盼通过宗教改变命运，反过来强化了宗教的控制功能。世俗政权和宗教神权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共同构成僧俗一体的联合专制体系，成为广大农奴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枷锁。

　　旧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极为落后。腐朽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严重桎梏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使西藏长期陷于极度贫穷落后和封闭萎缩的状态。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农业生产普遍是刀耕火种、靠天放牧、靠天种田，农具以原始落后的木制工具为主，牧业生产方式基本上处于原始状态。1952年西藏耕地平均亩产只有80公斤，人均占有粮食仅125公斤，还赶不上17世纪康熙年间的水平。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50年代以前西藏仅有一座92千瓦的小型水电站、一个小型军械厂和一家小型造币厂，职工仅100多人。交通极为闭塞，全西藏没有一公里公路，交通运输仍然依赖人力畜力。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农牧民一般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事业极为落后，而且主要为贵族、官员服务。民主改革前，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文盲、半文盲占西藏总人口的90%以上。在西藏100多万人口中，平均每千人中医务人员不到0.4名。旧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

　　二、旧西藏社会政治制度的反动本质

　　1959年民主改革前，旧西藏实行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是上层僧侣和贵族联合压迫、剥削广大农奴的专政工具，是20世纪中叶最野蛮、最落后的制度，其黑暗、残酷比中世纪西欧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旧西藏社会政治制度的反进步性。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完全与时代进步、社会发展相违背，严重扼杀了西藏社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一是农奴主对劳动成果的严苛盘剥和挥霍无度，使广大农奴从事社会再生产的能力和积极性受到极大削弱。二是宗教戒律直接干涉社会生产，禁止开荒、筑路、开矿、伐木及植树造林，歧视铁工、鞣皮、制陶、屠宰等行业，甚至对农奴播种、收获的时间都要进行干涉。三是农奴主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采取文化专制主义，凡与领主的利益或观念相违背的任何新思想、新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等，均被视为异端邪说，加以排斥。四是由于寺庙和僧尼的特殊地位和劳动者社会地位极为低下，许多农奴为了寻求出路和改变命运，对出家进入寺庙为僧表现出极高的热情，而宗教戒律规定僧尼不许从事生产劳动，导致从事生产的社会劳动力严重不足。民主改革前，西藏不到120万人口中就有僧尼12万人，占整个人口的10%。这样的制度直接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严重阻碍了西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事实充分证明，旧西藏实行的腐朽的社会政治制度，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

　　旧西藏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民主性。旧西藏的社会政治制度，使上层僧侣和贵族凭借政教合一获得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特权，赤裸裸地压迫、奴役广大农奴，吸食农奴的血汗乃至生命，严重践踏了西藏人民的民主权利。一是农奴没有人身自由。农奴制使广大农奴祖祖辈辈依附于领主庄园的土地上，被农奴主当作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赌博和交换。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生、死、婚、嫁大权，农奴的子女一出生就登记入册，注定了终生为农奴的命运。农奴除了终身劳作外，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人格尊严，完全被异化为“会说话的工具”。二是社会地位不平等。旧西藏把人严格地划分为三等九级，每个等级的人都处于社会的不同地位。广大农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人身权利，被用于劳役和为农奴主创造价值，90%的人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而且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连说话时的每一个用词都要分出贵贱尊卑，置广大农奴于非人的境地，永远在压迫和奴役之下挣扎。三是农奴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旧西藏的上层僧侣和贵族为了镇压广大农奴的反抗，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制定了残酷的“法典”。广大农奴在这一黑暗制度下，连喊“冤枉”都是非法的，如果农奴为了自卫而进行反抗，更是“无可赦免”的“重罪”。残酷的“法典”严厉地禁锢着农奴最起码的人性要求，进一步巩固了农奴主世袭的权益和地位。事实充分证明，旧西藏的社会政治制度是扼杀西藏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专制制度，是旧西藏广大人民群众黑暗生活的罪恶根源。

　　旧西藏社会政治制度的反人类性。在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下，出现了许多违反人类生存规律和泯灭人性的丑恶现象。一是残酷剥削威胁人民生存。广大农奴受尽农奴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命如草芥，毫无保障。很多儿童因饥饿、疾病或是意外事故而夭亡。1951年和平解放前，婴儿死亡率高达43%，人口平均寿命仅为35.5岁。据记载，元朝时西藏人口为100万左右，至1953年我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西藏人口仅为115万，在近700年的时间里，西藏地区人口仅增长了十多万。二是严刑酷法残害人民身心。在旧西藏，农奴主制定了《十三法典》、《十六法典》等残酷的法律来维护等级制度，明文规定使用断手、剁足、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推崖等极为野蛮的刑罚。三是畸形宗教活动对人身血淋淋的戕害。在一些佛事活动中，常使用活人器官进行祭祀活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着一封50年代初旧西藏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致热不典头目的信件，信中写道：“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需于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对人的身体和生命的践踏令人发指。事实充分证明，旧西藏的社会政治制度是扼杀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生存权利的邪恶制度，是阻碍人类发展进步的反动力量。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曾指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因此，民主改革不仅解放了农奴，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拯救了整个西藏。”

　　三、达赖集团政治企图的罪恶实质

　　达赖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自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的半个世纪以来，达赖集团不断变换手法和策略，想方设法谋求西藏独立，企图恢复旧西藏的社会政治制度，重拾“西藏王”的往日荣耀。

　　喊着宗教自由的口号，妄图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制度。尽管当今世界政教合一的时代早已过去，但达赖集团却逆历史潮流而动，披着宗教“和平使者”、“如法守戒的佛教比丘”的外衣，一直从事着谋求西藏独立、恢复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罪恶行径。达赖集团赤裸裸地提出政教合一的思想，叫嚣要“在西藏宗教和文化的范围，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其要点就是要带着“流亡政府”回来重新执掌西藏大权。达赖集团明目张胆地在流亡地实行政教合一制度。所谓“西藏宪法”明确规定，“由达赖任国家首脑”，“大臣由达赖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应由达赖同意方被认可”，在“流亡政府”中实行旧西藏的噶厦政府制度，向国外藏胞长期征收“独立税”，少数上层权贵仍享受政治特权。连传媒大王默多克都说，“达赖是一个披着袈裟，穿着意大利的古奇皮鞋，奔走于世界各地的政客”。

　　披着宗教领袖的外衣，使广大藏族群众成为其精神奴隶。十四世达赖利用其特殊的宗教身份，把自己包装成“普渡众生”的“宗教领袖”，迷惑欺骗善良的、不明真相的藏族群众，加强对广大信众的思想控制。十四世达赖一直宣称自己是藏传佛教的“最高精神领袖”，并动听地说“作为道德权威的正确行为”，就是“培养对所有生灵的怜悯、慈爱之心”，“采取办法增进他人的快乐和幸福”以及从事“有益的、富有建设性的事情”。但实际上却把宗教道德踩在脚下，“怜悯、慈爱之心”是假，要求藏族群众绝对信奉和效忠自己，极力排斥打击异己是真；“增进快乐和幸福”是假，煽动散居世界各地的藏人不时地举行游行示威和绝食抗议是真；“有益的、富有建设性的事情”是假，诱骗和鼓动藏区不法分子进行暴力破坏活动，与他里应外合闹“西藏独立”，好让他有朝一日能以“英雄凯旋”的方式返回西藏是真。

　　打着保护西藏文化的旗号，剥夺西藏人民的发展权。达赖集团从未为西藏发展进步和西藏人民幸福做过任何一点有益的事情，“保护西藏文化”只是达赖集团用来掩人耳目的道具，其真实意图是借此来恢复旧的政治社会制度、剥夺西藏人民的发展权。近年来，他们摆出一副西藏文化“卫道士”的虚伪面孔，猛烈攻击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把中央政府推动西藏现代化进程，说成是“消灭西藏的民族特性”；把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关心、支援西藏现代化建设，污蔑为“掠夺西藏资源”；把中央政府投巨资为西藏修通青藏铁路、加速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歪曲为“破坏西藏环境”、“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把西藏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弘扬和现代科学教育文化前所未有的发展，诬称为“灭绝西藏文化”。达赖集团主张的“保护西藏文化”，其实质是要求当代西藏人民原封不动地保留旧西藏封建农奴制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让他再以政教合一的“领袖”身份统治、压迫西藏人民。正如一名到联合国举办画展的藏族画家所说：他们喊着让我们保存所谓的西藏文化传统，其实是想让我们保持原始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让我们过贫穷的生活，而他们自己却过着奢侈的生活，这是很不公道的。

　　打着维护藏族群众权利的幌子，企图将西藏分裂出去。长期以来，达赖集团歪曲事实，编造了大量诸如“汉人屠杀了120万藏人”、“由于汉人移民，藏族在西藏成了少数”等“汉族迫害藏族”的谎言，俨然以“西藏人民的利益代表”自居，从事分裂祖国的政治活动。无论是策划和煽动暴力事件，还是陆续提出所谓的“大藏区”、“高度自治”、“中间道路”，达赖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谋“藏独”，搞分裂，回到旧西藏那种建立在农奴血泪之上的旧生活之中。正如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道破的:“我们先求自治，然后把中国人赶走。”达赖集团出版的《西藏杂志》编辑顿珠次仁也承认:“达赖喇嘛西藏和平五点计划和斯特拉斯堡建议的要求，无异于西藏独立。”事实证明，达赖集团所谓维护藏民的权利，其实质是维护其自身的利益，是对广大藏族同胞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背叛。

　　“度过寒冬的人，最懂得阳光的温暖”。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任何企图把西藏拉回到黑暗农奴制度时代的阴谋注定要失败，任何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分裂出去的黄粱美梦绝对不会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