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都是劳动力的贡献。这样的“人口红利”已不可能继续了。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在别国的艳羡中，低劳动力成本的“中国制造”走向全球，成为一张世界级的中国名片。然而，近来的一些数据和事实却表明，我们的人力资源优势开始出现隐忧。

　　亚洲开发银行日前发布了一份《2008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警示，中国在劳动力方面面临三大挑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红利”消失，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短缺制约了企业制造水平，以及结构调整等问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早在去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就指出，近年来，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现象正由沿海向内地蔓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正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59岁)供给增长率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预测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1年开始绝对减少。该课题负责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窻呼吁决策者警惕：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可能转变成“人口负债”。

　　这些说法是否危言耸听？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制造业密集地区，被视为反映中国农民工总体供需状况的风向标。作为每年节后的必需课题，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对广州、深圳、惠州等地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并于今年3月公布最新调查数据。调查结果显示，广东在岗员工总数39.62万人，其中普工、技工、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目前的缺口数分别是1.64万、0.17万和0.08万人。根据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缺工企业的普工、技工、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年度离职人数与在职人数的比值，依次是32.68%、18.52%和17.20%，普工的流失率达到了技工的两倍。而一般企业年度流失率通常都在10%以内。此外，监测显示，2007年第四季度，珠三角地区的用人需求同比增长71%，而求职人数增速是32%。

　　珠三角地区在2004年初现“民工荒”时，更多人相信，这仅仅是局部和暂时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但不久之后，长三角地区也出现了“民工荒”。

　　据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局的数据显示，2005年第三季度，全省52个市、县(区)劳动力缺口为29万多人。到了2007年，浙江省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第二季度全省劳动力缺口约86万人，劳动力资源仍供不应求，尤其缺乏技能人才，出现了有岗位而无合适人选的尴尬。

　　实际上，“用工荒”已经从沿海波及到了内地，呈加速蔓延趋势。随着我国经济战略调整，中西部地区开始迎头赶上，随着企业纷纷向中部地区搬迁，原来作为输出地的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省份的“民工荒”现象也陆续出现。据湖北省劳动保障厅调查测算，全省企业常年缺工约40万人，全省经济开发区缺工率约为38%。

　　中国社科院2007年的《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表》显示，2007年我国能够全部招满工的企业只有不足32%，至少有1／3的企业缺工在25%以上。

　　与此同时，作为“民工源头”的中西部地区，也开始通过提高工资、完善社会保障等多种方式，与东部争夺劳动力资源。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已经演变为普通劳动力的短缺，劳动力供求逆转苗头已经出现。

　　这让人多少有些匪夷所思。尽管从2004年开始“民工荒”问题日益突出，但是每年1200万至1500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向城镇转移，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带来的就业压力依然严峻。一直“人满为患”的中国真的在走向人力短缺？

　　乐观者认为这是杞人忧天，毕竟我们还有农村数亿闲散劳动力这个“蓄水池”。“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劳动力还是供大于求。”劳动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游钧这样认为。

　　虽说是供过于求，但供求对比已不那么悬殊，特定劳动力价格水平下，更不再是供过于求。事实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年在全国2749个行政村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74.3%的村庄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只有1／4的村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这个比例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71.6%、76%和76.4%。此外，在城里打工的年轻民工也呈现越来越少的趋势。

　　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抽样调查，2004年26岁以上民工比上年增加453万，比2003年381万的增加量还要高出72万。而25岁以下民工比上年减少20万，与2003年530万的增长量相比，相差550万。2004年,25岁以下民工数量出现首次下跌。

　　据人口学家统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口生育高峰，形成了当前和未来2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维持在65%以上的较高水平。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享受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10年内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红利”。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

　　而这样的“红利”已不太可能在下一个10年乃至20年继续出现。1990年至2002年，乡村人口减少了2658万人，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扩大之中，这意味着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出现了萎缩。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劳动力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形势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面对这一转折，靠廉价劳动力构成经济起飞的“世界工厂”，需要转换思维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意味着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走到尽头，发掘一条持续发展的替代途径至关重要，而这需要社会增长方式从生产要素投入推动型过渡到生产率推动型。

　　长期以来，受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不利影响，许多在出口加工业工作的工人，特别是在沿海省份工作的农民工，往往不得不接受非常低的工资和非常差的工作条件。眼下，善待劳动者成为应有之义，不仅要加强各种劳动保障和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各级政府还需在户籍制度、公平就业等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减缓日益逼近的劳动力短缺。

　　也许有人会说，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减弱国际竞争力。然而据一项测算显示，在制造业，我国大陆的劳动力成本约为香港的1／10、美国的1／20，因此即使我国大陆将农民工工资再涨一倍，也远远不及这些发达地区或国家的投入。这也正给我们大幅度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