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区域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现代产业体系升级,是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一种正常现象。伴随着珠三角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关停和外迁,以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为切入点的我省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已拉开帷幕,这也是增强珠三角乃至全省产业竞争力和发展后劲、统筹我省区域发展、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必由之路。在产业转移升级过程中,转出地珠三角如何减轻产业升级的“阵痛”、加快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转入地欠发达地区如何更好地承接珠三角的产业转移?在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二阶段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中,不少专家学者热心建言,我们特刊登其中一些精辟见解。敬请垂注。

　　 珠三角产业升级进入新阶段

　　 朱卫平

　　 对于珠三角部分企业外迁,有人为之忧心,认为它表明珠三角产业发展出现了危机；有人为之欢欣,认为它显示珠三角产业升级转型出现转机。究竟如何解读这一现象?我认为,珠三角企业外迁表明其产业转型升级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任何一个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必然表现为产业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从区域内部产业关系来看,表现为包括产业的行业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和产业价值链结构的不断高度化；从区域间产业关系来看,则依次表现为产业能量关系的三个阶段,即单向聚集阶段、聚集与扩散并存阶段和以扩散为主的阶段。

　　 纵观珠三角30年产业高速发展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产业发展的前25年处于产业能量聚集阶段,后5年开始进入产业能量聚集与扩散并存的阶段,其典型表现是企业外迁出现并呈加速的趋势。

　　 从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落户深圳开始,珠三角地区进入了一个加速工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但是,这个阶段的产业升级过程一直表现为产业能量的聚集过程。由于劳动力、土地、能源、环境和市场等资源对产业发展的约束强度还没有达到临界值,新成长起来的产业并不构成对原有产业的排斥,而仅仅表现为以更快的发展速度对原有产业的超越,产业升级并没有以原有企业外迁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在资源约束强度不高的条件下,珠三角产业转型并没有与产业升级同步出现,产业发展一直是沿着“低成本数量扩张模式”的轨道进行,并以“高要素投入、高产出增长、低产出效益、低价格竞争”加速向产业发展的资源约束边界推进。

　　 5年前开始,珠三角的产业发展模式遇到由资源壁垒和市场壁垒形成的前进阻力。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和福利成本上升,土地供应紧张导致地价和租金加速上涨,日益增加的需求打破了能源原材料市场的原有均衡,不断增加的酸雨和灰霾天气昭示着环境容量趋于耗尽,层出不穷的国际贸易摩擦和不断上升的人民币币值告诉人们市场并不是可以无限扩张的。正是这一切通过市场供求的“无形之手”和政府政策的“有形之手”推动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大幅度上升。而珠三角的相当部分企业都是处于激烈竞争的行业和低附加价值的加工组装环节,其创新能力也非常弱,外迁就成了它们除歇业之外的没有选择的选择。部分企业外迁的过程对于珠江三角洲产业发展来说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一个产业升级与产业转型同步的过程,对于珠三角与外部区域的关系来说,则是一个由产业能量单向聚集向聚集与扩散并存的过程。所以我将企业外迁解读为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进入新阶段的一个标志。

　　 企业外迁是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一种正常现象,是产业梯度转移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目前情况看,珠三角企业外迁才刚刚开始,不管从外迁企业的行业性质来看还是从企业外迁的形式来看,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从外迁企业的行业性质来看,目前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是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企业,一类是高资源消耗和高环境污染的企业。从企业外迁的形式来看,绝大部分采取的是扩张性外迁的形式,即将生产加工环节外迁,把“根”继续留在珠三角,只有少部分企业会“连根拔起”,进行整体外迁,而这类企业在珠三角本来就没有“根”。

　　 从上面的分析逻辑可以预计,未来珠三角企业外迁的速度将逐步加快,外迁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外迁的形式将趋于多元化,不排除更多的企业选择整体外迁的可能。从根本上来说,在区域产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外迁是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一种正常现象,是产业梯度转移的一种表现形式。事实上,从上世纪中期开始,世界上的加工制造业已经经历了从欧美向日本、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从亚洲“四小龙”向中国大陆沿海转移的过程,今天珠江三角洲出现的企业外迁无非是这一过程的延续。正如蛇在成长过程需要多次蜕皮一样,产业在其成长过程中也需要多次升级转型,而企业外迁对于一个区域产业发展来说就像蛇蜕皮一样自然。

　　 若企业外迁是在各种力量综合作用下有序进行的,则外迁速度加快和规模扩大就是一件好事

　　 企业外迁虽然是一种正常现象甚至是产业转型升级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完全由“看不见的手”支配的过程,企业外迁的速度、规模和形式实际上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之外,还有企业迁出地政府挽留之力和外推之力,企业迁入地政府的拉力。就企业迁出地来说,并不愿意企业短期内大量外迁,更不愿意企业“连根拔起”,而是希望企业外迁能做到有序和可控,这一方面是基于财税收入的可持续增长的考虑,同时也担心出现产业“空心化”。就企业迁入地来说,一般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当然希望企业迁入的速度越快越好、数量越多越好,最好是连“根”移植,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硬环境就是它们增强对迁入企业的拉力的基本途径。

　　 如果企业外迁是在各种力量综合作用下有序进行的,那么未来珠三角企业外迁的速度加快和规模扩大就是一件好事,它不但表明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进展顺利,同时也意味着珠三角与周边地区产业发展协调良性互动关系已经形成。

　　 作者系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产业转移升级要按经济规律引导

　　 丁 力

　　 今年入春以来,以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为切入点的全省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正式拉开了帷幕,特别是“产业与人口双转移”战略的推出,估计会在岭南大地掀起更大的波澜,产业转移与升级涉及一地的发展后劲,政府既不能消极等待,也不能强行要求,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对此项重要工作予以积极组织与引导。

　　 广义的产业结构调整:“退二进三”需认真斟酌

　　 无论产业转移抑或升级,都涉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经济学研究中,产业结构调整有两层不尽相同的含义。广义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指三大产业间的发展与变化。在工业化时期,第一产业比重下降是经济规律使然,但是第三产业能否游离于其他产业率先发展,至今仍然存在争议。我们要看到,在整个工业化时期,对于相对独立的经济体而言,工业化始终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不能因为带来环境污染就轻易放弃工业,更不能因为有少数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重接近80%,就盲目照搬照抄,要明白这些国家多数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它们的产业结构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生产制造环节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必然结果。

　　 广东的确存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问题,但决不是依靠盲目冲动就可以解决的。广州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之所以落后,金融中心与总部经济发展之所以艰难,决不只是我们投入太少,也不是传统二产挤占了三产发展的空间,而是本地企业的生产性服务需求不足以及内源型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下所致。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产性服务的发展通常具有网络经济的特征,发达的终端服务与平台建设缺一不可,大量的终端服务需要贴近生产企业,需要较高劳动生产率企业的生产服务专业化外包,平台建设则需要众多的服务终端支撑。因此,在缺乏足够的较高劳动生产率企业支撑时,在各地生产性服务市场相互封锁时,“退二进三”的说法是需要予以认真斟酌的。

　　 外源型产业结构调整:对外资不能一赶了之

　　 狭义的产业结构调整发生在制造业或工业内部,主要指不同性质制造业间的比重变化,如轻、重工业比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例等等。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或制造业结构调整,主要由两种力量决定:一是市场需求变化,二是生产供给能力。牢牢抓住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这是广东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经验。然而,在牢牢抓住市场需求变化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广东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粗放型与外源型的基本特征,正是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我省今天环境保护形势的严峻,带来广东能源、资源供应的紧张,形成珠三角地区外来人口的拥挤。现实表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着不可持续的难题。

　　 如果从生产供给的角度考虑,我们发现,同样在市场需求导向下,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一种是外源型产业结构调整,这种产业结构调整主要依靠外部的力量,如通过招商引资来实现。以招商引资为主要手段实现的产业结构调整,虽然能够较好与较快地满足市场需求的变化。但是,在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穷尽时,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停顿就很难避免。东莞提出的“腾笼换鸟”政策实施之所以有较大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走后,新的技术密集型企业从哪里来?联合国贸发组织的研究表明,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国际产业资本流量正在迅速收缩,取而代之的是金融资本在全球泛滥,经济全球化已经从产业转移走向企业兼并,从商品市场全球化迈向资本市场全球化。事实上,2006年进入我国与广东的国际产业资本流量都出现了下降趋势。对于港澳企业,要释放最大诚意挽留它们与我们一起通过自主创新实现转型升级,而不是无情地一赶了之。

　　 内源型产业结构调整:主要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

　　 另一种是内源型产业结构调整,主要通过自身的力量实现。与前者比较,内源型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一个较长的培育期,主要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有较大的投资风险,周期长见效慢,对于眼前的经济增长贡献不大,难以满足广东快速发展的需要。其实,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并非只是产品结构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产业发展能力的改变,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今天广东遭遇的环境保护问题,其实质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不断增长的需要与有限资源的矛盾。无论是“广东粮、珠江水、岭南衣”还是“顺德家电、东莞IT、广州汽车”,无论是外源型经济还是内源型经济,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一个共同的产业特征是缺少自主创新的能力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即使在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我们也只能停留在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的环节。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时,绝大多数的企业只能走低成本、低价格竞争的道路,特别是在市场竞争激烈时,如果政府监督不力,企业忽视甚至故意污染环境的可能性极大。我们需要牢牢抓住市场需求的变化,但更需要加快培育与市场需求变化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能力,我们并非排斥借助外部力量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但更看重自身力量的培育与壮大,这是广东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发展后劲的需要,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自主创新才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中心环节

　　 产业结构调整并非要求我们不断去追求时尚产业,我们甚至不可能什么产业都抓、什么产业都上。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应当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作表率,要认真研究我们已有的产业优势,认真总结产业发展的经验,认真探索在自主创新基础上的分工与合作,而不是喜新厌旧追求“大而全”的产业发展格局。记得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说过,只有夕阳企业没有夕阳产业。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亦表明,即使是我们认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业,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同样可以有较强的生命力。在相对独立的主体功能区内,基础产业的完备必不可少,适度的产业调整同样不可或缺,但产业发展的后劲是建立在自主创新能力的积累之上,并非铺摊子可以解决的。

　　 如果我们不具备在自主创新基础上形成的产业结构调整的能力,人与自然的矛盾将会更加尖锐。尽管我们有足够的幸运再引进一些污染少、能耗低的产业或企业,但现有的污染企业并非一个“赶”字可以解决的。要切记,自主创新才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中心环节,人与自然的矛盾最终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才能获得解决。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珠三角产业转移中的矛盾及解决对策

　　 黎友焕

　　 珠三角产业转移现象诠释

　　 近年来,由于受土地、资源、人口、环境等因素制约导致营商成本快速上升的影响,珠三角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企业陆续关闭或外迁,形成了产业转移现象。可以说,珠三角目前的产业转移是改革开放初期以港澳台地区为主的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到珠三角的延续或再次转移,完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同时也说明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正逐渐丧失原有的成本优势,表明珠三角乃至整个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取得了不断进步——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迫使企业淘汰和转移落后产能,寻求更多的技术变革,其最终结果是让有实力的企业脱颖而出,有利于企业以及整个国家产业链的结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正确认识产业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最重要的是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珠三角的产业转移过程中,产业转出地区和承接地区都很有可能出现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与产业转移之间的矛盾。

　　 对于产业的承接存在一个量和质的问题。从量的方面看,承接的产业多了,当地的资源、基础设施等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承接的产业少了,不能激活当地的潜在能量。从质的方面看,承接的产业若是被淘汰或落后的,不仅高能耗而且高污染,在发展了经济的同时也可能污染了环境。而珠三角这一波产业转移,恰好以这类产业为主。广东的欠发达地区已经从珠三角的产业转移浪潮中承接了不少企业,但同时也出现了新情况:首先是这些地区的资源包括工业用地、原材料、人口和环境等开始出现紧张局面,未来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其次是不少地方领导始终把提高GDP和税收的因素放在首位,有意无意地承接了不少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使地区环境恶化；再次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性加剧,被动地承接各种转移过来的企业,也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产业竞争力不强。

　　 对于产业转出地区,存在能否在短时间内实现产业顺利升级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产业链,产业链的每个环节企业的不断发展共同促成了“世界工厂”的繁荣局面。在很多地方出现的产业集群就足以说明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而某些企业陆续关闭或外迁将打破这种相对稳定格局,使原有的产业链变得脆弱或破裂。同时,在引进高新技术产业中,也同样面临重购新型产业链的问题,只有新型产业的各个环节企业到位形成集群后,才能建立起具有成本优势和竞争力的产业链。因此,珠三角产业转移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落后产业被转出后产能减少的问题,而是新型高新技术产业能否及时补充和形成的问题。

　　 解决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与产业转移之间矛盾的对策

　　 首先,社会各界要提高对产业发展规律的认识。珠三角的这一波产业转移是符合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律的必然现象,是无法回避的,各级政府要强势介入这次产业转移工作,具体引导和安排产业重构布局。既要加快和推动转移步伐,又要促使各地区的产业有序发展,不能放任转移。有些高污染企业既然在珠三角造成了污染,也不一定在落后地区就能生存,有可能因为山区是河流的源头而在更大的区域上造成污染。实际上,不少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只能采取关、停、并的方法,而不能机械地迁徙到其他地区。

　　 其次,转出地区要防止由于担心GDP和税收增速下降而消极对待产业转移,要尽量争取转出企业的总部继续留在转出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东南亚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转移浪潮中,很多企业的加工制造环节虽然转移到了珠三角地区,但企业的总部包括研发、设计、营销等核心部门仍然留在境外,从而进一步推动产业转出地的经济继续繁荣,珠三角可以从中得到借鉴。

　　 再次,转入地区一方面要树立中、长期的全局产业发展理念,为地区全局和长远发展留有余地；另一方面,要防止来者不拒,什么企业都接,最后无法形成特色产业或不能形成产业链的不合理产业结构。要根据该地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环境容量合理的情况下安排产业发展中量和质的问题。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实现自主升级才能获得产业升级的长远成功

　　 蔡 兵

　　 将产业升级工作的重点放在努力打造良好投资环境上,让品牌营销、研发和设计型企业迅速成长

　　 我们固然不应一见到企业搬出珠三角或广东,就觉得经济发展大祸临头,乱了阵脚。但深刻思考一下其撤离的原因以及认真研究振兴广东产业的新策略,实属必要。从世界各国产业发展的历史看,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都是正常的经济活动。远的不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作为亚洲经济发展的领头雁,面对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压力,不得不将本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随后,香港、台湾等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又转向中国大陆的珠三角等地。与此同时,日本、香港、台湾等地开始发展一些更高级产业。可见,通过产业转移不断获得成本竞争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从这个角度看,珠三角出现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撤离,我们可以视为经济发展迈向一个新台阶的信号。

　　 无论是日本,还是香港、台湾,面对这一信号,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的同时,都将产业升级工作的重点放在进一步努力打造良好投资环境上,一批品牌营销、研发和设计型企业开始迅速成长,成为转移出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脑和指挥中枢,同时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也渐成规模。这样,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所形成的产业“空心”,很快就得到了填补,且这一切基本都是自主完成的。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虽可能导致经济发展速度暂时放缓,但只要合理应对,一批新型产业就会顺势崛起。

　　 努力增强来自于内部的产业升级动力

　　 从日本、香港、台湾等地成功的发展经验看,努力打造产业升级良好环境,在政策支持和政府服务以及市场环境净化上多下功夫,是迎接产业升级挑战的主要手段,而能否实现自主升级,则是产业升级能否获得长远成功的一个标志。

　　 目前,我省珠三角的许多地方政府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地方政府,还是将产业升级的希望寄托在新一轮招商引资的效果上。对这些地方政府来说,新一轮招商与以往不同之处只在于,不再像过去那样“捡到篮里都是菜”的来者不拒,而是将目标放在重化工业、现代制造业、新兴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引进上,认为只要将这些产业引进来,产业升级工作也就自然大功告成。

　　 问题是,这样一种思路能保证产业升级工作获得长远成功吗?即使一大批知名的跨国大企业、现代产业纷纷进入珠三角,但最终这些跨国大企业也只会将其加工部分或相对劳动密集型部分放在珠三角,真正的研究开发、战略策划、品牌营销部分依然在国外。

　　 或许有人要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已经占尽市场和技术先机,现在要想使本土企业成长起来,成为本土产业升级的龙头还不现实；况且,如果我们不去引进,就会被其他地方抢先引进,我们将因此在新一轮产业升级的竞争中痛失发展机遇。

　　 这种想法,或许正是产业升级不愿意在自主方面下功夫,总想依赖外资的思想根源——不这样做就要落后,而且大家都这样做,于是我们只能这样做。如果这种想法成为主流,最终只能是,早一轮引进外资已经出现的负面因素,在不久的将来再一次出现!

　　 可喜的是,我们身边已经有一批以华为、阿里巴巴为代表的大企业,它们在带动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的作用与上世纪的IBM、微软和丰田、东芝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我省特别是珠三角的各级政府,应当下定决心,努力为这样一批企业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只有这样,广东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动力才能真正来自于内部。再进一步讲,如果投资环境能不断优化,一些跨国大企业也必然会不请自来。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省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