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新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的蔡昉，也是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蔡昉的研究领域跨度很大，涉及农村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迁移等诸多领域，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同时，蔡昉又是个朴素的人。他说：“我不是弗里德曼的信徒，也不是凯恩斯的信徒，我不过是中国农民的信徒，他们最会制度创新。”
从去年至今，物价上涨都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同时，劳动力短缺成为长期趋势，劳动力成本上涨，又使得当前的经济形势更为复杂。本刊记者在北京对蔡昉进行了专访。
通货膨胀与务工收入
《南风窗》：从去年至今，物价上涨都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同时，劳动力成本上涨，又使得当前的经济形势更为复杂。我想，读者非常希望了解您对于当前物价上涨的看法。有专家提出要防止务工收入过快增长，以作为缓解通胀压力的方法之一。这个观点引起了很大争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蔡昉：那我们就从这个观点谈起吧。首先，这个观点肯定是错误的，也可以说它一半对、一半错，但根本上是错的。
它一半对，就是说它也很难得，它把现在中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或者说是结构性的价格上涨和农民工的务工收入挂起钩来，应该说相当多的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现在大多数人都在讲，防止通货膨胀归根到底要用货币手段。因为大家很容易就引用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不管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换言之，通货膨胀是因为货币发行多了，最后就是要收紧银根、紧缩信贷。
你提到的那个观点有难得之处，因为它表明了一个结构性的关系。比如我们说农民越来越多进城打工，中低收入家庭因此而增加了收入，他们收入提高以后，也就是说，整体上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改善以后有两个特征：第一，他们(中低收入家庭)消费倾向比较高，也就是说，收入增长以后他们最容易是去消费、去买东西。第二，这一类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比较高，也就是说，他们提高收入以后，消费的主要支出在食品上，因此造成食品的上涨，现在的通货膨胀率里头80%以上都是食品价格推动的，而所谓的核心CPI实际上没有什么上涨。所以，我觉得从这一半看是正确的。
那么，关于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不管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其实我并不是认为这句话不对，但是从字面上去理解它，没有什么可操作性──除非你认为任何时候有任何物价上涨就是货币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收紧银根、控制信贷。所以我认为这种说法还是比较片面的，从理论上看是很彻底，实际上并不一定对症。
其实细想，从弗里德曼本人来说，他自己也有这种结构分析的方法论。比如说，他为了批判过去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关系，对失业做了结构分析，从失业里头剔出了一块，叫做“自然失业率”，就是和经济周期没关系的失业，它总是存在，包括结构性的、摩擦性的失业。我想说，要是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做结构分析，我们同样可以说，毕竟不同时期出现的通货膨胀，总是有不同的涨法，那么我们看看这次是什么样的情况──既然这轮价格上涨主要由食品价格推动，食品价格又是中低收入家庭增加收入引起的，那么我们要着眼这一块。
至于说到务工收入上涨，那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反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没有任何合理的手段，也没有任何理由要去干预劳动力价格的形成。再者，经济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快于劳动力的供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是收入分配整体改善的前奏。此外，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或者说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长，解决的是基本生活标准的问题，而我们关心价格上涨，也是担心影响普通家庭的生活，所以，实在没有道理通过抑制这个群体收入的增长，去缓解通货膨胀压力。
《南风窗》：在2008年两会期间，《金融时报》的记者向温家宝总理提问：中国是否打算放缓经济的增长，甚至冒增加失业的风险，去应对通货膨胀压力？温总理的回答是，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食品价格，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怎么看呢？
蔡昉：正确地认识通货膨胀的原因非常重要。既然当前物价是和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改变有关系，而且食品价格上涨中由需求所拉动的这一块，对农民也是有好处的，农民从中也得到了利益──并不是说农民从所有农产品价格涨价中都得到好处了，像生产成本推动的部分，得不到，但是完全由需求拉动这个因素是可以得到的。因此，当前物价上涨本身对农民是有好处的，也是城市或者农村打工者们，也包括农民自身收入增加的一个结果，所以它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不管是什么通货膨胀、或者是什么结构的物价上涨，反正它是货币现象，于是集中来一个完整的方案，然后让经济冷却，结果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着陆太硬的话，就业就会下降，失业就会上升，城乡居民从就业扩大中得到了好处又回去了。
到时候，即使压住了，或者没有导致明显的通货膨胀，但是居民的收入在下降，而通货膨胀其实怕的也就是中低收入家庭承受不起。
那么，我们要针对食品价格的问题去解决，增加供给。增加供给，改善流通环节都是可以稳定价格的，比如种粮直补，降低粮食流通环节的成本就是有效增加供给的政策思路。缓解食品价格提高的压力，对农民、对消费者都是有好处的，都不会造成伤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要防止务工收入过快增长，以作为缓解通胀压力的方法之一”这个说法，一方面，它把务工收入和通货膨胀联系起来，这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它的结论肯定是错的，这个结论根本上还是方法论上的错误。记得前两年吧，大家几乎是一个共识，都讲要给农民工涨工资，我记得李剑阁说，人为提高农民工工资的话，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丧失得就会快，结果招来一片骂声。其实，问题在于：谁给农民工涨工资？政府没有办法给农民工涨工资，政府只能给公务员涨工资，那么给农民工涨工资只有市场供求关系。所以，当时官方的人士、民间的学者，人人都在讲，应该涨，也没涨成，后来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民工荒”，这个时候，农民工的劳动力转变为紧缺，结果工资普遍上涨，从2004到2007年，一年比一年涨得快，这是市场供求起的作用。现在又说不要让它涨，说要“防止务工收入过快增长”，跟上次要它涨是一样的，问题在于：谁不让它涨？我相信政府也不会这么做。
所以，反过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即使在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城乡就业的扩大，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甚至直接给困难家庭以补贴，实际上就能支撑一个相对稳定的食品价格。那么，一方面，物价上涨造成的损失，通过就业和工资上涨可以得到补偿，另一方面，农民也能持续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部分受益。所以，真正的出路还是增加供给、增加工资，增加供给同时也增加收入嘛。因此，防止通货膨胀的同时也要防止失业提高，防止经济过热的同时也要保持必要的增长率，这样才能达到总理说的平衡。
劳动力短缺使改革出现激励相容
《南风窗》：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这30年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也在不断调整。您是否能从制度变革的角度，来谈谈改革开放不同阶段城乡关系的变化？
蔡昉：实际上，我们可以把中国农村改革开放30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改革时期，传统体制已经走到尽头，与此同时，中央解放了思想，准备让农民休养生息了，因此实行了家庭承包制，改变了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第一步改革。过去人们关注这一阶段改革，主要着眼于解决激励问题，提高了微观效率。其实，它释放出劳动力，并推动他们流动起来重新配置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和根本的。
第二步改革，国家把主要精力放在城市的改革上面，实际上是忽略了农村。但是农村还要给自己找出路，最后主要出路就是劳动力转移。换言之，农民说，我在承包以后，农业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已经很好了，但是我富余了劳动力，这个时候国家也不会给我大量资金把劳动力配置起来，所以，我就开始走出去了。
这时候，虽然农村流动劳动力与城市居民和地方政府不断地进行博弈，但是不管怎么说，劳动力市场管制还是越来越放松。因为劳动力流动本身还是双赢的局面，城市发展、城市改革也需要这部分劳动力。总的来看，第二阶段可以看作是劳动力大规模的转移。
第三阶段，国家开始主动调整城乡关系，调整改革城乡既定的利益格局。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国家有了财力。那么，有了财力的时候，如果方向清楚了，可以进行卡尔多·希克斯式改进──不像过去的改革叫帕累托改进，非得说没有损失我才能干。卡尔多·希克斯式改进，就是说有人可能有损失，但是总的收益大于总的损失，这个时候由国家来补偿那些受到损失的。所以说，第三阶段重建城乡关系的核心，是国家开始用让利的方式、用补贴的方式、用花钱的方式来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包括新农村建设、两个倾斜，包括实行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项目等等。
在这个时候，出现劳动力短缺对改革的意义就在于，国家想调整城乡关系改善农民工的待遇、改善农村的状况，然后缩小城乡社会福利的差别，公共服务的差别，最后是缩小城乡收入的差别。国家想干这件事儿，而且愿意拿钱，与此同时，劳动力短缺使得地方政府和企业也能够接受这样的调整思路──只有继续改善这种状况，才能够得到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才能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改革成为一种激励相容的局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再加上我们30年改革的积累，结果是城乡关系的全面调整。劳动力的短缺，准确地讲，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成为实现城乡统筹的新制度变迁的一个必要条件。
《南风窗》：实际上，户籍制度改革也应当是统筹城乡关系的一个部分。
蔡昉：现在大家都在努力改革户籍制度。媒体也特别爱报道这件事儿，一会儿说这个城市搞了，一会儿说那个省全省都搞了，我怎么看也看不出来搞了什么户籍制度改革。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些研究，分析了一下，结果发现，人们的意图是好的，想扩大一些条件让更多的人落户。甚至有的地方索性就放得更开一些，欢迎落户。但是，很快就发现，落户怎么了？想到这里落户的目的是想得到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给不了我，我干吗要落呢？你想给我，又给不起，最后有好多地方的改革停了，收回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并不是说户籍制度改革失败了，但是，它暴露出一个问题，大家认识到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不在于人口登记的问题，而是城乡之间的社会福利差别。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这个问题。一个是说，如果没了这个城乡公共服务上的差别，放开户口无所谓，不会出现所有人都非要迁入的情况，也不怕蜂拥而至；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如果给得起这个公共服务，就可以更大胆地放开户籍。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用大量篇幅去讲公共服务的平衡——把鸿沟弄得浅一点，也就创造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条件。所以，2002年“十六大”以后的农村政策，这种新的调整城乡关系的内容越来越多，总理目标十分清楚，核心就是通过多予少取，逐步填平这个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