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向罗荣桓元帅遗体告别

　　从1950年送别党的重要领导人任弼时以后，毛泽东在50年代也曾赴大使馆吊唁苏联和东欧国家多位领袖，也曾吊唁张澜、李济深两位民主人士，但却较长时间都没有参加党内同志的葬仪，包括1960年5月逝世的党内元老林伯渠、1961年3月逝世的陈赓大将、1962年2月逝世的李克农上将等。

　　1960年以后，毛泽东参加各类悼念活动更少，目前可查的只有两次：1963年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和1972年参加陈毅的追悼大会。

　　1963年12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罗荣桓元帅因病逝世。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罗荣桓就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赏识，在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毛泽东对他一直非常倚重。罗荣桓成为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在1955年当之无愧地被授予元帅军衔。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曾任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总干部部部长，领导全军的政治工作。他始终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为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罗荣桓还曾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战斗、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爱戴和崇敬。

　　罗荣桓去世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邓小平等正在颐年堂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开始，他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毛泽东还参加了以刘少奇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12月17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解放军高级将领和各方面的负责人，陆续来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毛泽东在罗荣桓的遗体前静默致哀，并向守候在遗体旁的罗荣桓家属表示亲切慰问。12月23日上午，首都各界1万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公祭罗荣桓。公祭仪式由刘少奇主祭，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陪祭，由邓小平致悼词，对罗荣桓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民继承和发扬罗荣桓同志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没有参加公祭大会。

　　据回忆，著名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是毛泽东在北京医院向罗荣桓遗体告别后几天写下的一首诗。诗中写道：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虽然对这首诗存在不同的解读，但毋庸置疑，这份身后哀荣，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罗荣桓的高度评价和痛惜之情。

　　1972年出人意料地参加陈毅追悼大会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大会，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

　　1972年1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陈毅，因病逝世。陈毅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曾“相见恨晚”、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两人长期保持着不寻常的友谊。在“文革”中，陈毅受到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依然坚持为党和国家工作，不辞辛劳，直到去世。1月8日晚，周恩来将中央军委送来的悼词稿送毛泽东审阅，同时附信说明陈毅追悼会的日期、规格等。毛泽东在悼词上删去其中有关功过的评价，并批示：“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对陈毅追悼会，有一种流行甚广的说法，称当时有关方面定的规格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举办，“低于谢富治，略高于彭绍辉”。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谢富治1972年3月26日病死，其追悼会是3月29日举行的，彭绍辉1978年4月25日病逝，他们的追悼会与陈毅的追悼会根本不具备可比性。但可以肯定，当时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其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为500人。

　　《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当年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为我们描述了当时的基本情况：1月10日下午，首都各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毛泽东开始并没有打算出席追悼会，各方面也都没有准备。就在追悼会举行前一个多小时，出乎所有人意料，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出席。工作人员要给他换上正装，毛泽东让他们把“毛式”服直接套在睡袍上，而制服裤子则未穿上，只穿着一条薄毛裤，工作人员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然后乘车直奔八宝山。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也感到很突然。他立即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指示：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接着又拨通外交部的电话：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然后，周恩来乘车急速赶在毛泽东之前到达八宝山休息室，激动地通知陈毅夫人张茜：毛主席要来，并安慰她“要镇静些”。

　　毛泽东到达追悼会会场的时间很早，除了陈毅家属和周恩来外，还没有多少人到达。毛泽东一下车便要见张茜及其子女。看着神情悲切的张茜，毛泽东潸然泪下，他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还说：“他是个好人。”在询问了陈毅几个子女的近况后，毛泽东勉励道：“要努力奋斗。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了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来。”张茜表示很感谢，并真诚地请求毛泽东提前回去。毛泽东微微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工作人员拿来了一块黑纱戴在了他的大衣袖子上。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朱德、宋庆龄等陆续到达会场，正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被“特别邀请”出席，追悼会的规格明显地提高了。

　　追悼会由李德生主持，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左臂戴着黑纱，站在前排，他高大的身躯略微前倾，静静地听着悼词。1500多人的会场被哀痛的气氛所笼罩，人群里不时传来呜咽声。致完悼词，毛泽东向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三鞠躬，深情凝视着陈毅微笑着的遗像，仿佛在思索着什么，然后才慢慢地离去。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久久不肯放下。张茜搀扶着他，一直把他送到车前。毛泽东几次迈步都登不上车，他的腿明显无力，不得不依赖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勉强登上车。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在头版用整版篇幅刊登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报道，同时发表陈毅遗像、周恩来所致悼词和西哈努克亲王写的悼文。此后近一个月里，新华社又连续播发了一些外国政要和友好人士的唁电、唁函等，悼念陈毅的活动及其影响大大超出了预定范围。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的崇高地位日益强化。从1963年以后近10年时间里，毛泽东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悼念活动。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参加陈毅追悼会，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突然性，但这实际上是他心灵深处隐藏着的一种自责和悔恨的流露。经过“文革”几年的冲击和混乱，特别是1971年林彪事件的强烈刺激，毛泽东认识愈加清楚，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又一次进行了极为沉重的反思。他决定抱着重病之躯参加陈毅追悼会，这既是对死者的一种悼念，也是对生者的一种安慰。毛泽东这种显然包含着歉意的举动，很有象征意义。它给全国发出一种“暗示”：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革”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是好的，应当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这对于在“文革”中被打倒或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们来说，是企盼已久的“信号”。周恩来在不久后的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悼念活动，与以往的亲视含殓、吊唁、遗体告别不同的是，他正式和完整地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独此一例。但不幸的是，在遭受林彪事件沉重精神打击后，在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的情况下，毛泽东冒着严寒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不久病情即“急遽变化”，2月12日发生了休克，“经过这次重病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其他几个问题的说明

　　据有些材料称，1974年陈明仁上将去世时，“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的追悼会”，并称这是“罕见”的“破例”，指出“这是冲着三年前葬身温都尔汗的林彪来的”。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1974年5月25日下午，陈明仁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送了花圈，聂荣臻主持追悼会，萧劲光致悼词，没有毛泽东参加的记载。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毛泽东曾经作为成员参加去世同志的治丧委员会。据不完全查证，在新中国成立前，1946年毛泽东曾先后作为成员参加著名的“四八”烈士治丧委员会和关向应同志治丧委员会。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经作为成员先后参加任弼时(1950年)、林伯渠(1960年)、罗荣桓(1963年)、柯庆施(1965年)、康生(1975年)、周恩来(1976年)、朱德(1976年)等同志治丧委员会，其中林伯渠、罗荣桓、柯庆施的治丧委员会是以刘少奇为主任委员，其余各次均以毛泽东排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