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成都５月２１日电（记者白洁）小泉崇、田中一嘉、大川雅史、大河内克郎、川谷阳子……如果不是这场大地震，中国人，包括我这个与他们共度５天５夜的记者，恐怕不会有机会结识这些普通的日本人。

　　 现在，经过震区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他们已经回到了日本。但他们在废墟上的身姿，他们面对罹难者深深的默哀，仍不断在我眼前闪现。

　　 中国人民会永远记得，这６０位日本救援人员是汶川大地震后第一支抵达灾区现场的外国救援队，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参与现场救助的第一支国际救援队。

　　 从５月１６日凌晨３时起，我一直陪伴这些素不相识的外国人，辗转于灾区的青川、北川县。说实话，我从未见过地震灾害现场，面对遇难同胞遗体，我哭过，也恐惧过。但日本队员的职业素养让我和其他随行的人感到几分安定。

　　 首批日本救援队去往青川的路上，在翻越酒家崖时，几乎８０％以上的道路都是Ｕ形大弯。车外，山路上运送救援人员、物资的车辆络绎不绝，一眼望不到头；车内，中方官员和日本救援人员个个心急如焚，不时探身张望。海上保安厅的大河内克郎车上车下地跑了几个来回。最终，在３个小时之后，车队终于通过了这段通常只要四五十分钟的山路，进入县城。

　　 在青川县城解放街青川中医院家属楼，队员们在抵达现场后，迅即了解确定被埋人员的大概方位，之后圈定警戒范围，开始一刻不停地进行搜救。傍晚时分，生命探测器就已经没有探测到生命存在的迹象，但是，日本救援队仍然决定通宵搜救。

　　 １６个小时的奋战并没能挽救宋雪梅和她襁褓中的女儿。１７日７时３０分左右，救援人员找到了母女俩的遗体。３１名日本搜救队员整齐地分成两列，向两名中国遇难者遗体默哀。这一刻，我也泪水横流。

　　 １７日中午，两批救援队员在青川会合，开始向下一个搜救地点——北川县挺进。夜里１１时抵达北川中学时，下起了瓢泼大雨。一道道闪电不时划过漆黑一片的县城。此时的北川已经十分危急，上游堰塞湖水位攀升，存在溃堤的巨大风险；余震不断，松动的山体随时可能发生滑坡。尽管中方人员一再表示出于安全考虑，等天亮后再进行搜救，日方救援队还是决定带着电动机和生命探测仪冒雨进入北川中学现场进行勘测，并连夜绘制现场结构图，确定搜救方案。

　　 尽管最终没有搜救出幸存者，但靠在路边合衣而卧的队员、那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全国哀悼日里他们同样凝重沉痛的表情等一幕幕景象都令人动容。

　　 “他们真的很尽力，他们搜索的路途比其他队伍更远，搜索难度显然更大。”一名随队的中方人员如是说。

　　 更让我刻骨铭心的是田中一嘉的话：“我们没能够救出更多的生命，真的非常非常遗憾。”

　　 “看到那些倒在瓦砾中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被夹在墙缝中的学生，真的很心疼。他们都还是那么小的孩子啊！”说着，他的眼圈不禁有些泛红。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救援队的使命已经完成，决定结束在震区的搜救工作。“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救援队队长小泉崇说。他郑重的神情至今仍闪现在我眼前。

　　 此次搜救过程中，中日搜救人员尽管语言不同，但通力合作，日方救援人员数度与来自北京消防、绵阳消防等多支中国搜救队伍通力协作，一共发掘出２２具遇难者遗体。

　　 小泉崇还特别提到了中国的青年志愿者。在青川县乔庄镇彻夜搜救的过程中，三名来自北京的青年志愿者利用自己的车辆支援搜救人员在搜救现场和驻地往返。“这种与中国民众共同进行搜救活动的场面非常值得一提。”小泉崇说。

　　 我还想说说北川居民代国章。他在地震中丧失了双亲，听说日本救援队要前往北川曲山镇开展搜救，就马上主动向指挥部申请，在废墟中为日本救援队员引路。

　　 在青川中医院搜救现场，刚刚经历了大地震的普通中国民众，搬来一箱箱政府配给的方便面，提着热水，送给日本救援队员。“他们冒着危险来帮助我们搜救亲人，我们理所当然应该为他们做些事情。”朴实的话语间流露出善良。这顿方便面也成为日本搜救队员到中国开展搜救工作十几个小时后吃到的第一顿热食。

　　 在离开北川前，日本救援队将救助器材，包括救灾专用发动机、照明灯、救灾专用工具和专用帐篷、折叠式桌子以及雨衣、电池等赠送给了中方，希望能够对中方的搜救工作有帮助。

　　 １９日深夜，刚刚回到成都的日本救援队员，经历了令人意外的一幕。成都市民在街道两旁列队，不约而同地向走下车的搜救队员热烈鼓掌，还纷纷拿出手机拍照，欢迎这些从北川归来的勇士。

　　 征尘未洗，仍然没时间换下橙蓝相间搜救服的日本救援人员没料到会受到这样的礼遇，不停向两旁的市民鞠躬致意。

　　 ２０日深夜，同样动人的一幕出现在细雨霏霏的成都街头。不少市民再次聚集在成都四川宾馆门口，为即将回国的日本救援队员送行。

　　 从５月１６日凌晨３时到２１日１时５０分，日本救援人员在中国度过了近１１９个小时。

　　 正如救援队员田中一嘉所说：“通过这次救助，拉近了和中国人民的距离。我对中国产生了深深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