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12大地震后的日子里，我近乎偏执地盯着电视和网络上的地震信息不能自拔，与同胞们一样为死难者同悲同泣，为获救者和待救者同喜同忧。与以往救灾不同的是：除了军队、政府和官方慈善机构之外，有众多的民间组织和个人直接走向救灾第一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响亮名字——志愿者。

　　当我们带着对“纸老虎”的质疑进入2008，雪灾、拉萨骚乱、圣火事件、列车相撞、手足口病……一一迎面扑来，国人的情绪简直像坐过山车，直到被惨烈的地震画面击倒。面对坍塌校舍下无数稚嫩的生命，每个人心中都会发出无法自抑的吼声——救救孩子！近一个甲子以来，我们承载了太多的疯狂与麻木，人心开始淌血之际，正是人性复归之时。

　　在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最有力量救灾的是政府，最有热情救灾的是民众。但自1949年以降，民间社会逐渐消亡，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随着经济的发展重新复苏。不幸的是，体制内日益严重的腐败和官僚化，令民间在很多场合与官方离心离德。直到“胡温新政”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提倡建设“和谐社会”，才表达出修补社会裂痕的强烈意向。

　　但体制的巨大惯性难于克服，当灾害发生的时候，公众一面为温总理在灾区的表现感动，一面对政府部门和官方慈善机构公正性和效率仍存疑问，对善款的使用、帐篷的采购价格以及救灾物资的去向等等，都存在争议。很多人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意愿指定捐款用途，或者委托给信得过的NGO(非政府组织)。此时此刻，民间志愿者的身影出现在救灾现场，是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

　　长期以来，官方对民间社会的成长一直心存疑虑，而此次救灾中涌现的大量感人事迹，却无可争议地证明了两者的互补性。不久前，我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谈到自己的观察：“官方与民间机构各有所长”“现在的混乱是因为过去开的口子太小，待到发生重大事件，各家经验不足。但非政府组织参与集资救援将是发展的大方向。社会责任要分担，不要包办。”(记者/沈亮：《捐赠如何捐？怎么花？》，《南方周末》2008年5月15日)

　　除了大批志愿者参与救助外，公众参与救灾监督也很有必要。毛泽东在1945年对黄炎培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庄严承诺，后来一直没有兑现。直到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无须谦让，作为宪法意义上的国家主人，公民不仅有义务也有权利。捐赠人要求官方机构公布善款、物资的明细，与纳税人有权监督政府收支是同一道理，只不过对捐赠的监督更为直接而已。

　　志愿者的大量涌现，正是出于“人人起来负责”的社会责任感；而民众对政府及官方机构救灾活动的监督，则是“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具体体现。执政党和政府如何因应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目前民间积蓄着一股民粹主义的社会能量，通过传递圣火和呼喊“加油”，将这种能量引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传统思维定式下的政治设计。但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民粹思潮，是一种人民不满现状的、反精英的意识形态，主要特质就是对政府的怨怼。“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鼓动排外情绪必将孤立自己，制造阶级斗争无助于社会和解。如果不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彻底革除决贪腐之弊，玩弄民粹之火将是一场高风险的政治博弈。

　　地震中复归的人性和凝聚的民气，令我在敬畏自然之余，倍感有幸生于中国。大地震是地质构造的大整合，也将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1976年唐山大地震结束后两年，中国开始了一场社会大整合——经济改革开放。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是否将启动地震中复归的人性和凝聚的民气，令我在敬畏自然之余，倍感有幸生于中国。大地震是地质构造的大整合，也将新一轮社会整合，目前尚不得而知。

　　中国应该建设成为一个健康和谐的公民社会，在这个理念下，我们人人都是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