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见证灾难的人都可能被灾难影响，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抚慰他们心理上的伤痕。”复旦大学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申荷永教授这样说。

　　 “从废墟中出来，看见那些残肢，看见那些覆盖着泥砂的尸首，听见老人、孩子或女人证实亲人罹难后的失声痛哭，听见那些废墟中低微的呼救声，我忍不住眼泪，控制不住自己的悲伤。”前不久，一位前方记者在给同事的留言中这样说。而那些每天流着泪关注电视中救灾直播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直接受灾人群通常被认为是心理创伤的主要受害者，但申荷永教授认为，不仅仅是直接受灾的人需要心理援助，更多的外围人群更加需要我们关注。这些人群包括幸存者、现场的记者、营救第一线的武警官兵、身处外地的川籍人士，甚至包括时刻关注汶川地震、浏览了许多相关图片的人。

　　 “对于灾后幸存者，他们失去了太多，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的苦痛都很重。有些人不得不面对亲人去世、一无所有的现实，因此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刺激他们的生存欲望。”申荷永说。

　　 “身处救灾一线官兵见到了太多的死亡、太多的遗体，他们的救援能力是有限的，有很多生命他们来不及救，这也很容易导致救援者自身心理耗竭，产生失落、忧伤、挫折，甚至幻灭感。”申荷永说，“我也曾经当过兵，据我所知，不少参与此次抗灾工作的战士都只有十七八岁。在此之前，他们可能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惨烈、残酷的场面，这样的经历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创伤可想而知。”

　　 有调查显示，在台湾南投震灾后，三成参与施救的官兵有精神上的困扰，比如会有失眠、噩梦、不敢见人等反常表现。“我们要做的工作，也应该包括如何针对这部分人群进行及时的心理援助，让他们在抗灾之后尽快地恢复到平常的生活中去。”申荷永说。

　　 对于身处外地的川籍人士，及时的安抚也是很重要的。“我知道，绝大部分身在外地的四川人在得知地震的消息后，都有立即回家的强烈愿望。当然，交通等现实情况并不允许他们这样去做，但他们的复杂心情绝对是可以理解的。无法与家人并肩作战，很可能使他们产生负面情绪，而这，同样也是心理援助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申荷永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幸存者在灾后可能经历的几种心理状态：

　　 首先，在初始阶段，他们可能会产生一种英雄主义、利他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情绪，因为与那些遇难者相比，自己“还不是最惨的”；之后，是清理阶段，人们会探究及讨论有关灾难的事实，试图将事实拼凑起来，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接下来的幻想破灭阶段，人们则会表达出一种挫折及愤怒的感受——灾难后所产生的生活问题也将成为他们受挫及愤怒情绪的来源。

　　 申荷永说，在治疗过程中，支持系统对于心理复原非常重要。“灾难之后，大部分人会有情绪或心理耗竭，而创伤之后的压力是个动态过程。对于个人来讲，最重要的支持系统就是家庭。迁移和密集的灾后重建工作会破坏人们和原有支持系统的关系，因而要鼓励他们多跟家人或朋友相聚在一起。对于很多在灾难中失去家人和朋友的人，救助团体应该予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和关怀。”（实习生施雯霞 本报记者 周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