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信地震能够预报的李四光，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其思想又在学术界引起波澜，话题又回到了从前：地震到底能不能预报？

　　这是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曾为我国地震灾害研究贡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他们中多数人已年过古稀，并且早已不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但是，当灾难再次降临的时候，他们自发地聚在一起，在5月19日开了一个座谈会——“从汶川地震看地震预报”。

　　他们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报评审委员会评委赵文津，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苗培实，原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李四光秘书多年的马胜云，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王泽九，李四光先生侄子、原上海海事大学教师李熙亮，中国地震局地壳研究所研究员王恩福，中国地震局地应力研究所研究员张国宏。

　　座谈会上，这些专家提出三点建议供国家决策部门参考：

　　一、从科学攻关的角度，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对此，所有研究者都应以极大的信心、勇气扎实工作。地震和任何一个自然现象一样，都是可以逐步认识的。研究地震的目的，不是防止地震，而是要成功地预报地震，最大限度地保全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

　　二、我国的防震减灾事业需要有个大的改革。地震预报工作的指导思想、研究路线和管理体制上要向有利于科学研究、破解科学难题的方向改革调整。

　　三、我国第一代地质学家李四光对地震工作有系统的论述与研究成果，应该更好地继承并对之作系统、全面的整理，以供参考研究。

　　邢台地震后的断言

　　参加座谈的专家认为，中国在地震预报方面曾经是领先的。1975年2月4日，在海城发生的7.3级强烈地震，由于我国科学家成功作出了预报，减少了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

　　中国第一代地质与地震学家李四光下过这样的结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周恩来总理说过这样的话：“李四光力排众议，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马胜云说，地震预报是可以解决的，这是李四光在邢台地震后不久就断言的。当时就有人说，地震预报像日、美等发达国家都没有解决，所以中国只能等待，中国只能等着别人解决了，自己才能解决。这种思想在当时遭到了中央领导和社会舆论的唾弃。

　　王泽九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作为一种坚定的科学信念，首先要看其基本理论是否站得住脚，其次要看是否有成功经验。只要发现了科学规律，地震灾害就能预报。李四光不仅提出了科学理念，还在实践上作了系统安排。比如，他曾亲自领导建立了三个以地应力为核心监测内容的地震监测台站。后来，由于地震研究工作归口管理等体制原因，地质科学院基本上就不做这方面的工作了。

　　李熙亮说，李四光在地震预报方面，提出过地应力测量的概念，地震本身就是地壳在地应力作用下发生的现象。但是有些人可能因为观点不一样，而把这种观测方法忽视了。这是不恰当的。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就要坚持去做。“在这次来的时候，几位专家给我看了一下‘地应力’测量情况，确实也有明显的反映，只是因为工作的布局分工，而不可能很完整地把它提供出来。”

　　如何促进地震预报攻关

　　这些专家认为，现在中国的防震减灾事业需要有个大的改革。他们强调，提出这个建议并不是指哪个部门、哪些人工作出了问题，而是实事求是地面向科学。地震预报是个世界性难题，很难设想一下子攻克。但更不能设想中国地震局一家能包办到底，一条路就能解决难题。这需要多条研究路线探索，踏踏实实做工作。

　　赵文津认为，如果从体制机制上去促进地震预报攻关，那地震预报是可以提前一两代人实现的，当前有三个问题亟须解决：

　　一是指导思想问题，即地震到底能不能预报？如果认定“地震是不能预报的”，那么再去解决地震预报就有些强人所难。地震不能预报的理由有很多。同时，称地震不能预报，问责制就问不到头上。但是，如果认定“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就必须脚踏实地地研究，不能有一丝马虎和侥幸。

　　二是研究路线问题。目前应用的测震学的主流方法，是将表象集纳总结寻找规律，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不是很有效，很难抓住地震前兆。这个方法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但也应该让别的技术和思路进行科学探索。同时，在实践中，测震学要真正应用综合的方法，要研究地壳是怎么运动的，力是怎么作用的。

　　三是管理体制问题。美国管搞地震的叫地质调查局，英国也叫地质调查局，而中国就把地质与地震割裂开来，把一个统一的地球分成几家去管，国土资源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地震局都在分管不同的领域。比如，国土资源部负责地质灾害调查，像滑坡泥石流，不仅与气象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地震关系密切。不研究地壳运动与地震，又如何能研究地质灾害呢？研究这些问题不能从局部着眼，不能就事论事，否则，是永远弄不懂的。

　　与会专家感叹，由于上述原因，中国流失了一些专门人才，虽然地震监测的科技手段越来越发达，但研究成果难以取得质的突破。

　　赵文津说，我国第一代地质与地震学家李四光和傅承义都认为，用测震学方法攻克地震预报很难。因为地壳破裂或滑动以后，才会发生地震并产生地震波，才能为地震仪所记录到。当前，国家建设了大量的台网来监测，这是学习、借鉴了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验。李四光1966年10月在接见中国科学院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同志时说：“关于地震预报工作，美国和日本有个十年规划。(他们)各有各的观点和做法。我们只能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摸索，不要先画框框，要从实际出发……(对他们的做法)我们虽然不否定它，但也不必重视它。”

　　“在主震没有发生之前，孕震阶段地壳内发生了什么变化？”赵文津说，“那就是在地应力和地形变上发生变化。抓前兆，应该抓这个，再抓其他的效应，即傅承义先生提的‘红肿效应’。这是具有物理本质的东西。”

　　他说，“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路探索”是当时周总理定的研究方针，现在也是对的，应当继续坚持下去，这是具有深刻含义的。中国的国土面积太大，地质情况多种多样，需要大量的跨学科、跨领域的专家学者，也需要了解当地情况的“土专家”。走多条技术路线，思想就会开阔多了。从这个路走下去，地震预报就有希望解决。

　　需要“百家争鸣”

　　参加座谈的专家认为，李四光的研究思想及成果不应该被遗忘，对它应该作系统、全面整理。

　　苗培实说，李四光逝世之后，没有科学家在科研水平和业务水平上能与其比肩，他生前的很多研究成果处于搁置状态。李四光时任地质部部长，但后来国家机构调整单独成立地震局，地质部也演变成现在的国土资源部。由于分工不同，地震局主要负责研究地震灾害，国土资源部的一部分职能是调查地质灾害。无论经费上还是人员上，研究力量被分散，没有形成合力。

　　他们认为，“百家争鸣”才有利于地震预报的发展，从这个原则出发，也应该抢救李四光的研究成果。

　　王泽九说，最近有专家在公开谈论地震预报时，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地球是不可入的；二是地震孕育是复杂的；三是地震是小概率事件，有生之年很难碰到。这些观点有些是正确的，有些不尽正确，地球不可入，地震有生之年很难碰到，这并不等于地震不能研究。“应该让坚持可知论的、有想法的同志去第一线做研究。”

　　王恩福说，中国地震局没有否定地应力。作为科学，谁也不能否认地应力。李四光在世时，地应力观测大发展，地应力监测手段上得很多，但是由于体制和经费的原因现在陆陆续续都下来了。

　　地应力发展为什么慢？王恩福说，首先是成本高。李四光这个方法是好的，但是后来的人没有继承好，仪器不过关。那么这个科学思路有没有作用？从力的角度来说，它是最直接的监测手段。当前的问题主要是在现有的测量手段上，应该有一个大的突破。“我是学地球物理的，但我不认为单靠地球物理能解决这一问题，还是得从地质、地震和力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从‘根’上解决问题。其他的都是派生的效应。”

　　“地震预报是个风险决策工作。”赵文津说，“李四光地震预报路线还是要提倡的，不仅是技术思路，还有他的精神，都是难能可贵的。地震预报有很大的风险性。而离开了风险性，就不可能有地震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