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达马的美妙历险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兰燕飞/北京报道

　　“它是一个历史文物，在黑暗中，所有人都没见过它。突然有一束光下来了，所有人都看到了。”达马说，那束光就是北京奥运会

　　这是弗朗索瓦.达马第一次来中国。他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有些事情再不做就来不及了。”他的随身翻译郭凝女士偷偷告诉记者，达马已经患了癌症，但“他对谁都不想提这个事”。

　　法国人弗朗索瓦.达马现在“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到中国，认识一下这个他一直向往来到的国家。

　　顾拜旦1892年的演讲手稿，在102年后被国际奥委会定名为《奥林匹克宣言》。这部《奥林匹克宣言》的发现者，就是达马。

　　2008年1月1日，经达马本人授权，《奥林匹克宣言》的中、英、法文版选择在北京向世界首次亮相，手稿复印件也开始在中国各城市巡展。

　　5月19日，《奥林匹克宣言》国际论坛的现场十分热闹。这也是在顾拜旦发表“复兴奥林匹克运动”演讲116周年、国际奥委会公布《奥林匹克宣言》14年后，第一个以《奥林匹克宣言》为主题的国际论坛。

　　弗朗索瓦.达马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角。此时奥运火炬巴黎受阻事件刚过去不久，会后在媒体问及他如何看待这起事件时，达马微笑着说:“法国人民是友好的，《奥林匹克宣言》来到中国，同样是为和平而来。”

　　“我很高兴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奥林匹克——和平，对已经从事外交政治分析工作长达35年的达马来说，这是不可分割的两个词。“现代政治的根源在于对历史的分析，顾拜旦很早就做到了这点。这也是我为何寻找《奥林匹克宣言》的出发点。”达马认为，奥运会可以成为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一种外交形式，这也是当年顾拜旦提出“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真正意义所在。

　　在中国，达马首先接受到的信息是:这里有一群和他具有相同理念的人。这个来自国际论坛上的发现让年迈的达马异常兴奋。“没来中国之前，这个国家给我的印象是神秘。”而现在，他感觉中国很亲切。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弗朗索瓦.达马更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中国的文化和人。这个有着可爱笑容的老人不大开口，他在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

　　“我很喜欢中国，因为这里的人很热情。”达马说，他几乎去过所有的奥运会举办城市，中国人是他见过的最热情的。

　　在决定把《奥林匹克宣言》的首次公开发布权放在中国时，达马还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我很高兴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他在北京这样说。

　　美妙的探险历程

　　达马出生于一个联姻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的千年贵族之家，世袭侯爵。青年时期在巴黎一家出版社的短期工作，为达马打开了文化大门，并因此结识了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法国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些知识分子。作为法国哲学家让.吉东的协作者，22岁的达马也在罗马的一次大会上，首次受人瞩目。

　　作家、运动员都是达马身上独具特色的标签。你很难想象，这位身材并不高大、也不具有雄健体魄的老人，曾于1977年独自穿越撒哈拉大沙漠，还曾独自驾驶橡皮艇沿尼罗河上溯。而就在来中国前，他刚刚完成并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

　　“《奥林匹克宣言》使我走上了一次美妙的探险历程。”从1990年开始动手寻找这份手稿到2008年在北京公开发布，弗朗索瓦.达马对这其中的波折颇多感慨。

　　1892年11月25日的晚上，巴黎索邦大学大礼堂，29岁的法国男爵顾拜旦在台上慷慨陈词。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这个演讲不过是一次一小时的消遣，而历史却选择它作为现代奥运史的起点。

　　顾拜旦的演讲虽然饱含激情，但当时的法兰西正处在复仇主义的战争狂热中，他提出追求和平的理念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奥林匹克宣言》未能正式刊发，很快被湮没，不知去向。

　　达马的寻找从收藏品市场入手，但一无所获。“有一天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说可能有点线索。”随后，达马又被一封推荐信引到了日内瓦。

　　漫长的等待后，终于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说，在你门前有一辆车，你坐上车就行了。”如同电影情节，达马被带到了一座很大的房子里，面对的是一位老人。“他说，如果是商人或记者他都不会理会。”

　　老人跟他聊天，又带他去看自己的收藏，达马说，老人是在检测他的文化修养及知识。

　　然后，老人带他去了一家银行。“职员拿出了一只保护很严密的箱子，箱子上写着1892年11月25日。我完全惊呆了，我一直在寻找，我以为我在找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当这个东西真的找到时，我几乎不敢相信。”

　　1994年，该手稿经过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确认为《奥林匹克宣言》。顾拜旦这篇开创性的演讲稿终于重现天日。

　　“它是一件历史文物，在黑暗中，所有人都没见过它。突然有一束光下来了，所有人都看到了。”达马说，那束光就是北京奥运会。

　　奥运是世界的

　　达马是法国人，由法国人发现的《奥林匹克宣言》在法国的土地上首次公开发布，似乎更合情理。

　　“这是人类的一份遗产，究竟属于谁其实并不重要。”达马并不喜欢被刻意注上国籍的标签，“奥林匹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那份手稿经历百年的风雨，纸张已经非常脆弱。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意义，达马一直小心保管，起初并没有想要将其公开发布。2002年，雅典奥组委找到达马，希望能借助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机发布这份《奥林匹克宣言》，与此同时，还有来自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士，向达马表达了同样的愿望。这其中就有一位名叫郭凝的法籍华人。

　　郭凝还有一个身份是巴黎法中友协常务副主席。她找到达马:“如果《奥林匹克宣言》通过雅典传播，它还是没有走出欧洲;如果《奥林匹克宣言》在美国传播，它还是没有走出西方;如果《奥林匹克宣言》通过中国传播，它将真正走向世界。”

　　达马最终接受了郭凝的建议，同意把《奥林匹克宣言》的首次公开发布权放在中国。

　　“我总是在期待一些事情的发生。譬如我现在在中国，在北京，我最期待的就是能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谈到自己的愿望，达马的眼睛闪闪发亮，仿佛像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