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业务增长量100%以上

　　随着“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司法原则的强化，能否搜集到有力的证据，成为民事诉讼胜败的关键。目前，人们的调查取证意识虽然增强了，但搜集、保存和运用证据的能力还较弱，许多当事人往往只好委托律师或其他调查取证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因此商务、民事类调查取证的需求越来越大。

　　“我们协助当事人和司法部门，破了不少案子。”代号“思明”的张某算是四川一带的“私人名探”，他创办的福尔摩思调查公司曾协助当地有关部门破获数桩大案。在去年的广西传销大案中，他们的“过分神勇”还令北海市公安局写了检讨。

　　“思明”对本刊记者说，他的公司业务量近年增长非常快，其中大多数业务来源于大型知名企业，比如太平洋保险。目前已经处于饱和状态，“有些业务已需要提前预约。”

　　本刊《调查中国“私人侦探”》一稿曾提及，当时参与“2003中国商务调查峰会”的调查公司，基本只是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的小事务所，而业务内容，90%以上为“抓二奶”、“抓二爷”的委托。

　　律师李长旭就是当时的与会人员之一，目前他已是一个150人的调查组织的负责人。他透露说，四年多来，他们每年的业务增长量在100%以上。而且，基本上以公司业务和知识产权打假为主营业务范围。

　　“原因两点，一是公司越来越多地寻求调查公司的协助，他们相信我们能提供更多更准确的证据，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海外大公司。他们对中国体制很了解，也很清楚中国法律及相关执法部门在一些职能上的局限性。所以在一些情况下政府部门可以做什么，不会去做什么，自己应该怎么做，他们明白得很。二是国人意识发生变化，开始懂得要维权，市场表象发生了变化。”

　　当年带着“中国侦探网”“雏形”参会的付树民，如今已是“中国侦探网”总裁，他漂亮宽敞的办公室设在沈阳市政府的办公大楼里。

　　“这几年业务走向高端化。商业欺诈、知识产权维护等方面成为主力业务。老实说，高端业务的钱更好赚。而且，国人法律概念提升了，市场需求非常大，以前老百姓都还愿意吃哑巴亏，现在可不干了，都会尽可能地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

　　暴利一族

　　用付树民的话来说，这几年钱更好赚了。问起他的年收入是否有几十万，付树民笑着提高声音:“几十万？那也太少了吧……”

　　而李长旭则对本刊记者说，在他的调查事务所里，普通调查员最低的年收入为五六万，“但这是干得很差随时会被淘汰的调查员”。

　　“一般都有十几万，稍高的大概几十万。我们调查员的收入这几年一直在持续增长。肯定比同等职能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要高得多。”

　　“调查取证高手”培训班里有个“惹眼”的人物，担任讲师之一的“江南第一名探”---韩冰。

　　韩冰个人经历复杂，高中毕业后，直接参了军。在军队呆了两年，他考上了军校，随后到了刑警大队，在公安系统干了半辈子。1998年已经成了刑警大队长的他，毅然辞职成了一名“私家侦探”。

　　除了小时候受到侦探小说影响，韩冰坦言，当时“下海”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考虑。

　　实际上，“谋生”、“成名”、挖得“第一桶金”是大部分“私人侦探”从业的最根本原因，兴趣倒在其次。

　　26岁的吴斌，习惯性地用左手开车---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在两年前的一次“调查工作”中意外受伤后变得不太灵活，可他从没后悔，还觉得值。四年前他从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警员，可相恋5年的女友却跟一个生意人闪电结婚。

　　“当时收入太少了，工资才一千不到，她看中一条手链，两千多，我觉得贵没舍得买，就闹翻了……”带吴斌入行的是他中学都没念完的同学徐天海，用吴斌的话说，一见面就觉得他发大了。“我想想，做到局长一个月才多少钱？现在收入？一个月至少三四万吧，主要还是看业务量。”

　　吴斌说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状况，短短几年间，他在杭州买了套120平方米的房子和一辆帕萨特。他觉得比起同龄人，赚钱要容易得多，“我和当年局里的同事聚会，从来不让他们埋单，一个月就三四千，过日子都紧巴。”

　　韩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精装软包的“黄鹤楼”香烟，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烟：“这一行，干好了一年收入三四十万不是难事。”

　　“黄鹤楼”的市场价格是一条1800元，韩冰一根接着一根抽。“三四十万一年”，估计也只是个保守的说法。而他们之间最豪爽的一句话就是：“能把事办好就成，钱最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