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永丰县恩江镇，1975年10月3日病逝于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上的周兴，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在他50年的革命生涯中，有28年从事专职保卫工作的经历。毛泽东对周兴的评价很高，1937年他对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以为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1962年他又在七千人大会上风趣地说:“唐朝有个周兴，是酷吏，残害百姓。我们的周兴是保卫人民的。”

　　1935年11月5日西北政治保卫局在瓦窑堡成立，首任局长王首道，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社会部，又是边区政府的一个部门)。1936年2月周兴接任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后，一直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兼任保安部队副司令员，长达14年，跨越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由于保安处占据了延安古城的“半壁江山”，所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戏称周兴为“周半城”。

　　在周兴看来，这个绰号不是荣誉，而是重大的责任。他在公安保卫战线上殚精竭虑，兢兢业业，遵照毛泽东、朱德关于剿匪的训令，在政治争取的同时，对顽固土匪实行武装镇压，并通过法制与思想教育、劳动改造、行政处罚等手段，使延安和边区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在延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成为现实。这充分显示了周兴的聪明智慧和领导才能。对比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混乱，凡到延安参观访问过的外国人和国统区人士，无不称赞陕甘宁边区是抗日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

　　揭穿“进步青年”阴谋迫使杀手潜逃台湾

　　1938年4月，国统区的重庆大学组成教授访问团访问延安，参观了陕北公学、鲁艺、抗大等学校，观看了延安留守部队的训练，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在访问团中，有个名叫肖致平的教授，他带有一个名叫沈辉的私人助手，年龄不到30岁，在重庆一所大学工作。访问结束后，沈辉主动要求留在延安参加抗日，得到批准后，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工作。此后，他常用积极的态度和进步的语言，向同事打听中央领导人的情况，甚至对领导人的个人生活也很关心，还曾独自一人去过毛泽东住地杨家岭。沈辉这些反常的表现，很快反映到保安处，立即引起了周兴的警觉，为了慎重起见，他委托副处长王范找其谈话。

　　经过近半天的闲聊，沈辉终于露出了破绽：他自称是河南人，却讲一口江浙话，追问之下，说是小时候曾在上海舅舅家生活了几年，至今难改口音。此说并没有消除周兴、王范对他的怀疑。

　　经过审查，沈辉的真名叫沈之岳，是军统头子戴笠手下的骨干分子，并从拘捕的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周景龙的供词中得知，他可能就是奉军统陕西站站长毛人凤之命潜入延安的所谓“高级杀手”。但他到延安后，见布防严密，与王范交谈后更是惶恐不安，为保护自己，便主动中断了与特务组织的联系，侥幸漏网。后潜逃台湾，官至中将“安全局”局长。

　　“化敌为我服务”捣毁军统“汉训班”

　　1939年9月，国民党军统在陕西汉中开办特务培训班，简称“汉训班”。培训的大批特务都被派往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进行潜伏。

　　1940年初春的一天，21岁的吴南山受同事推荐，从老家甘肃庆阳到陕西汉中找一个联络人帮助他去重庆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读书。到了汉中后，那个联络人却把他带到汉中郊外一个大宅院，进来这里的人不准和外界联系。几天后，吴南山才明白自己被骗了，原来这是国民党军统开办的训练班。于是，他为离开这里暗中做了许多准备。

　　1940年6月，第三期培训结束，吴南山受命回家潜伏。这时，共产党已掌握了庆阳县政权，吴南山也很快在新筹建的陇东中学当了一名教员。他一边想要摆脱身上肩负的秘密任务，一边又对共产党的政策存有疑虑。思虑再三，下决心向党组织交代了这段历史，并交出了供特务使用的万能显影液等器材，表示与特务组织一刀两断。党组织决定将其留在原岗位“为我服务”。

　　几个月后，吴南山被任命为庆阳县教育科长，而他的上级领导就是陕甘宁边区保安部。

　　一天，吴南山从延安参加边区教育工作会议回庆阳县途中，恰遇汉训班第三期同学祁三益，由于两人都是西锋镇人，祁三益便把此行的任务等情况和盘向吴南山托出。吴南山得知军统已有大批特务打入延安，暗自吃惊。为了钓到这条大鱼，他对祁三益说：“你通过驻扎榆林共党友军邓宝珊部开的证明信去延安是不行的，因为现在国共关系紧张，延安查得很严，不如先随我去庆阳再说。”由此成功拘捕了祁三益。

　　祁三益同样也是一位抗日热血青年，误入军统训练班结业后，留班当了4至9期学员的教员，他并有爆破技术专长。

　　为了摸清戴笠的“汉训班”底细，周兴于1941年10月指派保安处侦察科长布鲁去庆阳县与吴南山他们接头。

　　布鲁，原名卢茂焕，又名陈泊，是我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他和时任中央社会部治安科长的陈龙、总政治部负责锄奸工作的副部长钱益民并称延安三大“侦察专家”，毛泽东还戏称布鲁是延安的“福尔摩斯”。布鲁为了验证祁三益交代的真实程度，指令他在庆阳寻找有无“汉训班”的学员，一周内认出了2人。经审讯，与祁三益交代完全吻合。随后，布鲁又带他到延安。利用“五一”劳动节集会的机会，布鲁等身穿便衣，以工作人员的身份，故意放慢入场速度，使隐蔽在一旁的祁三益便于指认。入场完毕，祁三益共指认了24人。

　　数天后，保安处抓捕了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32人，他们分别打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50多个单位，且大部分已混入党内，有的甚至进入了机要部门，有的女特务还嫁给了我党的领导干部。将他们拘捕后，对其中31人进行反用，“为我服务”。边区其他县也先后抓捕24人，其中多数人都向我投诚。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祁三益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保安处历时三年侦破被称为陕甘宁反特第一案的戴笠“汉训班”，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对时任中央社会部长康生及周兴说：“这个案子给我们上了一课，特别是给那些对蒋介石存有幻想的人上了一课。可惜我们的布鲁太少了，今后要多调几个像布鲁这样的干部，来加强延安的保卫工作。”

　　“以夷制夷”巧施连环反间计

　　抗日战争期间，边区保安处接到富县报告称：有国民党洛川县党部干事王忠岐来投诚。而据该县内线掌握的情况，王忠岐是个顽固的中统特务，他的投诚极有可能是中统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单不移设计的圈套。为了弄清虚实，周兴向保安处特派员赵去非授以“以夷制夷，巧施反间计”的策略，以八路军三五八旅的参谋身份来到洛川县。

　　酒席上，赵去非首先坦诚地向王忠岐打听国民党驻洛川特务情况，王忠岐为取得共产党的信任，如实讲了一些内情，接着，赵去非故意放话，郑重地说：“王先生，前些日子从富县跑到洛川的那个人，你们的主任没有怀疑吧？”言下之意是告诉王忠岐：那个自称是共产党叛徒的人，原来是共产党的间谍。

　　王忠岐回到洛川，向单不移作了汇报，单不移听后，大喜过望，以为挖出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很快就把这个共产党的叛徒处决了。

　　几天后，王忠岐又自称来送情报。赵去非借机迫使他又交代了八九个隐蔽在边区的中统特务和拟发展为特务的名单。旋即，赵去非把他软禁又设法让他逃回洛川，上演了一场特务“窝里斗”的好戏。果然，王忠岐从富县逃回后，引起了单不移的怀疑，追问之下，王忠岐只好承认已向赵去非提供了几个隐蔽的特务名单，当单不移通知这几人转移时，发现他们都已被共产党拘捕了。气急败坏的单不移立即下令将王忠岐活埋了。

　　单不移活埋王忠岐的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延安，人们都高兴地说：赵特派员演出的这场“借刀杀人”的反间计戏，真是比三国时的“蒋干盗书”还精彩，还过瘾！而在洛川，官绅们都纷纷对单不移表示极大不满，使得单不移灰溜溜离开洛川。不久，中统方面即安排系中共秘密党员的石志文出任中统驻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

　　乔装“中央社记者团”驱逐国民党顽固派政权

　　在边区活动猖獗的土匪，其根子都是因为有国民党顽固派把持的伪政权支持，但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驱逐国民党伪政权的任务，只能由斗争经验丰富的保安处有理有节地去完成。于是，周兴派出侦察科长布鲁、八路军干部邹瑜、地方干部阎夫等人，乔装组成“中央社记者团”赴各县视察。

　　一日，各县先后来了一支衣冠楚楚的检查团，成员中，除有朴素的八路军军官和陪同的边区干部外，还有一位来自重庆的“中央社记者”，特别引人注目，他风度翩翩，身穿皮夹克、大马靴，一副大都市人的派头，每到一处，都受到县政府的恭迎和接待，国民党委任的县长更是格外亲近。那个“中央社记者”总是找机会单独溜到县党部，与书记长闭门窃窃私语。“中央社记者团”由此把中统方面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

　　“中央社记者团”带着各县中统特务名单回到延安，直奔保安处向周兴作了详细的汇报。于是，一场驱逐国民党伪政权的行动，有计划地在边区各县展开。

　　在甘泉，以国民党特务在1939年利用我方警卫班长张凤彩作内奸，策动部队叛逃的确凿证据，召开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瓦解抗日队伍的罪行大会，搜查了国民党政府县党部，拘捕特务分子，并于1940年春将国民党县长杨烈等“护送出境”。

　　在富县，以国民党县长蒋龙涎于1940年11月派凶手刺杀我炮兵营长匡裕民的罪行证据，缴了国民党保安队的械，于1941年把蒋龙涎“护送出境”。

　　在绥德，以国民党保安司令何绍南贪污建桥款的证据，配合王震部队逼走了他的部队。

　　至1941年春，我方已在陕甘宁边区内部驱逐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所有公开机构，结束了双重政权的局面，巩固了人民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