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甘肃方面宣布“天水替考案”告破，共有23名考生参与替考，其中21名被替考者为“先移民，后作案”。2名组织者已被刑事拘留，警方正在追捕涉嫌幕后组织、现已在逃的山东阳谷县农业局副局长霍继刚。而据记者调查发现，“替考案”中，越来越多的疑团也指向了阳谷县农业局局长燕兆启，因为本次替考事件中，不仅第一个暴露身份的假冒天水籍“燕涛”，与燕兆启的儿子同名同庚，而且自替考案曝光后，燕兆启在副局长霍继刚的失踪、本人躲避媒体的态度上，也有颇多蹊跷之处。(6月22日《东方早报》)

　　23人的跨省替考与被替考，如此大规模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正在被有关调查机构层层揭秘。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事件的整体脉络也日益清晰。从目前披露的信息分析，此事的复杂，绝非挑战考试法纪那么简单。其中最没有悬念的一点，就是将有更多公职人员卷入其中。而这些公职人员带给人们的心理冲击，又决不仅仅是作弊者对规矩考生不公平那么简单……

　　很多事情的起因，深究起来都可以用“利益”二字做出解释，这一起替考案也不例外。组织者、替考者、被替考者都有各自的利益，只是利益有大与小、显性与隐性之分。这起案件，从媒体披露的那一刻起，我就有过很大疑惑：在大学生就业难，上大学“投入产出比”越来越低，社会公众已陷入“上大学到底还值不值”的困惑时，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下这么大功夫、冒这么大风险来做这样的事？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要知道，跨省安排替考和被替考，其中要过的身份辨识关、移民户籍关、考场查验关、高校录取关等多道关口，哪一道不需要巨大的经济成本与风险成本？以如此之高的代价，换取一个时下价值未必很高的本科文凭，难道真的只为了文凭本身？

　　从上述“局长之子与被替考生同名”等信息，笔者似乎找到了答案：被替考者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比普通百姓更需要这张大学文凭，因为文凭对于他们来说，决不仅仅是一张职场的“敲门砖”，更是能否“子承父业”、能否“等价交换安插职位”的筹码；被替考者的身份，决定着他们更有经济实力换取这张高成本的替考文凭；决定着他们具备一定的政治能量，可以呼风唤雨地组织这样的替考，并自恃能够摆平其中的风险……从社会意义来说，查清被替考者的身份背景，剖析其身份与替考的关系，显然比单纯破案更有意义。

　　谁都不难看出，在“天水替考案”中，那些替考的高二学生们，不过是整条利益链最末端的参与者。他们有错误，应该受到相应处罚，但在学校和老师面前，他们是弱者，因而不乏可怜之处。而那些组织者、为组织者效力的各环节关键人物、有权势背景的被替考者，才是其中的最大受益者，也是最该被依法追究、最该被舆论所声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