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这是一部倒逼出来的书稿。

　　2007年春节，我返诸暨过年，朋友相处，其乐融融，话题不免往事回忆，人生前瞻。酒酣耳热，我的一位朋友提及，你们早年所撰一百多位《诸暨籍国民党将领传》何时出，并云，已有同一类书籍出版，而且这几个作者原是你同事，所出书与你们的书名也相同(参见本书《知寸心得失》部分《一本书稿的故事———〈诸暨籍国民党将领〉来龙去脉》及《关于〈诸暨籍国民党将领传〉的补述》，此处不再重复)。

　　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可能。因为这一百多位国民党将领传略我们可是穷多年心力，地地道道的原创之作，人家要出版同类、同题、同为这一百多个人物的书籍，是无法避开我们已公开发表过的原创成果的。如要大规模地利用，怎么也得事先征求我们的意见。作为著书立说者，这是起码的常识。事后才知道，这真是农夫的天真。

　　对“窃足先登”者，作如何反应？

　　坦率地说，我久疏文墨，下海后，一头沉浸在自立生存的道路上，甚少文字，文史方面的文字更是远离。对于早年所发表的关于国民党将领类的书稿，从主观上说，我始终认为，这种现代政治史事的题材，中间的是非曲直，距离远一点也许会更接近真实；从客观上说，现时的我，亦无心、无暇提炼，我的合作者何德康先生早已驾鹤西去。面对眼前这样的横刀夺爱，无人能在这个问题上给我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返杭后，我浏览检阅了由昔日同事同行汪、王主编，刘某总纂的《中国国民党诸暨籍百卅将领录》，该书不但照单全收我们多年累积而成的一百多个将领名单，而且蹈袭了我们原创的“诸暨籍国民党将领群”概念，仿效了我们书写的体例，继承了我们原书稿中来不及改正的错误。如要对簿公堂，并无不可。因为单凭该书《凡例》堂而皇之的自述，其在书中利用我们的学术成果，却又不署原始作者之名的做法，就证据足够，何况书中有诸多子矛互攻的表述，再加我手头还有许多第一手的东西。然而眼下的中国，知识产权意识的土壤依然贫瘠，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显属初创，知识产权的纠纷纷繁复杂，非长期的拉锯战断难以决断，诚耗费精力时间也！

　　其二，是不是将我们原先的成果也付梓出版？细思之，也不现实。诸暨籍国民党一百多位将领，虽属民国史范畴，亦有亮点和特色，是个较好的文史研究题材，但终是局限一隅，地域性强，读者的范围自然较为狭窄。如果在同一时间，再出同一内容、同一体例、同一书名、同为一百多将领的书稿，会使许多读者莫名其妙、云山雾罩，甚而会引起不明就里的误解，你们到底何者是源，何者是流，何者是母鸡，何者是小鸡啊！我与何德康先生的书稿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末，“简本”发表于90年代初，又作修改截稿于1999年。现在如将原稿搬出再行出版，在一些细节上还有个提炼过程，例如书稿中的一些传主，我们撰写时，原还在世的，现今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到了另一个世界；再例如，某些将领所在的乡镇村名因沿革而变动，已昨是而今非了。何况，现在再出这一种书籍，我们似乎从“原创者”变成了“后继者”。作为读者，关心的是书的内容，至于作者之间的是是非非，是原创还是其他，除了当事人以外，也许没有几个人会去在意的。

　　还是让事实、让历史说话吧。

　　那么怎样让事实、让历史说话呢？我眼下依然诸事繁杂，人又不在诸暨，笔亦生涩，有些细节有待进一步核实，有些史事内容亦待充实。再说我们原书中所录人名、所述内容，乃至把“诸暨籍黄埔军校同学录”作为书籍附录的体例都已被抄捷径者摹仿继承，如再这样出书，岂不是味同嚼蜡。再说，一版再版以资料性见长的史书可是出书的大忌。同一时期出版，实无必要。所以我们的书稿只有大幅度调整。至于如何调整充实，我心中已有设想，也已拥有不少原始资料，当然这还得再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但对此事再不作出反应，再不把事实的真相告知公众，再过若干年，此书形成的谁先谁后、谁是谁非，就会使人莫名所以，就会使人真假悟空难辨。由此我陷入了长长的思索中。

　　未几，《诸暨日报》总编辑钱卫星先生诚邀我为2007年“诸暨西施文化节”，写篇关于诸暨人文的文章。于是，我拾起尘封多年的思绪，写成《诸暨人文基因———历史从昨天走来》一文。受此触发，一个细胞被激活，一根琴弦被拨动，我想何不趁此机会，将我早年所写的文章汇集成个册子，顺便也将诸暨籍国民党将领传之类的书稿是如何形成的讲讲清楚，也许有兴趣的读者可按图索骥或另辟蹊径，凭他们的慧眼，去判断其中的是非曲直吧。

　　于是，就有了这本《远去归来的昨天》。

　　我以为东西写出后，就已成为渐行渐远的昨天，然而当你汇编成册，它又从远方不舍昼夜地归来。这个书名就是这样来的。

　　对于这本集子，在这里再作些说明。

　　第一，本书的绝大多数篇章，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公开发表过的(其中几篇合作署名的，为我执笔)。文章内容有不少为反映人文诸暨或与之有渊源关系的。所录文章亦有用笔名发表的。我的笔名主要是高逸、早立、东耳、何时章等。但《一本书稿的故事》、《关于〈诸暨籍国民党将领传〉的补述》、《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各家之说及我之所见》等文章是新近撰写，自认为为本书的重要篇章。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诸暨县志》，其中第29篇《人物》、第30篇《丛编》系由我编撰完成，《人物》篇所收124人传略是我执笔写就。为平衡本书篇幅，我在本书中选录了《诸暨县志》中的一些人物传略，传略表述体例一本其旧。

　　时隔十数二十多年，重读相关旧文，既是自己对写作这些文章的回望，也是对这些小文能否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检阅。收入的文章，除个别错失和书目之外，不再作改动，以保持原来的风貌。

　　第二，本书在录入“诸暨籍国民党将领群”这一章节时，我重新通读了我们的原稿，对于所收的121个军界将领作了较大的删略。前已述，对于诸暨籍国民党将领的书稿，我将从内容上、编排上再行充实调整，届时单独出版一本与何德康先生联合署名的国民党将领传略，在此亦予说明。

　　第三，《道人物风骨》所述对象都是人，对这批历史人物的“风骨”，为文属句，并非直白道来，而是体现在字里行间，读者也许可从自己的角度去领悟，看一看他们的风骨是怎样形成的。《数江山经纬》和《知寸心得失》是本书的重头部分，当点缀于学术文章中，不属于一次性的文化消费。我以为某篇文章若能开启、创立一个课题的研究，或拨正社会上长期流传的错失，作者撰文的目的也就达到，其文章的价值亦得到体现。

　　第四，《求千秋真理》记述吴江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有关历史，因为我手头至今保存着这方面的原始资料，其中有吴江先生签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排稿，吴江先生给我的多封信件，孙长江起草，吴江阅定，于1984年10月写给《光明日报》并报中央相关领导的信件，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如何形成、如何修改、如何通过合适的方式发表的等等。为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此部分，收录了我于1989年5月下旬写成并经过吴江审定的《实践之树常青》一文。近年来，一些文章包括一些参与者的回忆，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展开有些不同的说法，我在2008年4月，又撰成《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各家之说及我之所见》一文，据实客观地记述此事。同时在该节中，又收录了吴江先生给我的17封信件，内中也涉此事，读者有兴趣不妨参阅。

　　《留诗风文韵》为一些文史随笔，徜徉于古迹，栖身于儒林，穿梭于时空，或像一只小鸟在浩瀚的林海中曾经发出过的歌声。

　　第五，《看山高水长》中的师友书札集束，主要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互相往来形成。回溯短短的二十年，世界恍如沧桑轮回。现今信息的沟通、观念的碰撞、思考的交流都借助于现代科技，简洁明快地进行，文化速食，大快朵颐。手边还能保存着书函信札，似乎保留了一个时代的痕迹。翻阅书札，师友之情，玉壶冰心，张煦棠先生乡情殷殷，陈桥驿先生循循善诱，吴江先生妙语连珠，黄裳先生未发跃如。尤其是张慕槎先生，他与我通信往来达几十封之多。张慕槎先生饱经军旅政治生涯，阅人无数，却谦谦君子，既能文，又擅书，其书法别具一体，散发出刚直不阿之气。他给我的信件，其字迹从劲秀至模糊，再至目闭盲书，直至请人代笔。他许多摸写，许多字迹，我至今不能辨认，但其神采刚毅之情，我依然历历。同辈中黄朴民、黄仕忠、唐建、林华东、阮建忠，翁国清等的信函自多一点书生的念国念民之情。总之，师友的信件集束，为本书增添了亮色。

　　第六，本书有关诸暨人文史事的篇章，都是我自己写过的。有许多关于诸暨人文史事的内容未出现书中，不是不收录，而是力有不逮，笔有未及，视有未见。人文诸暨毕竟是个海洋。当然，我还有不少发表过的文章，此次亦未予收入。另外，当年在撰写本书相关篇章时，涉及一些人物要素，有些本是文中的主人，有些则是传主的亲属或学生，他们向笔者提供了一些相关资料乃至时人的一些研究成果，笔者斟酌后，亦有参考吸收。由于时间跨度较大，未能一一列明，值此本书出版之际，一并致谢。

　　《远去归来的昨天》之书的促成，乃至体例类目，都得到一些师友的竭诚鼓励和帮助，如《文汇报》原副总编、高级记者张煦棠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黄朴民教授，中山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黄仕忠教授等都提出闪亮之见。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终身教授陈桥驿先生不顾年事已高，审读书稿，慨然作序。序中对我颇多提携褒奖之语，既感且愧，自当鞭策；文史学家邹志方教授，与我有一段函墨因缘，亦悉力作序推介。这些先生的智慧，给本书增色不少，我对此发自内心地感谢。

　　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陈巧丽、王志坚为本书的出版深耕细作，在此深致谢意。

　　收笔之际，不由自主地想到，三十年前的1978年3月，我有幸成为高校恢复招生后的首届大学生；三十年前的1978年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如火如荼地进行，改革开放的帷幕在中国大地徐徐拉开，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呈现，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降临，我们这一代参与见证了中国的崛起。时光倏忽，岁月匆匆，值此三十周年之际，亦谨以此小书作一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