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突出成就，被很多人认为是巨大的奇迹。奇迹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林毅夫的解释是，企业自生能力是决定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关键。

　　企业自生能力这样的概念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它与比较优势有什么内在关联？企业如何获得自生能力？

　　就这些问题，在赴华盛顿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林毅夫接受了第一财经频道《经济学人》节目和《第一财经日报》联合采访。

　　概念提出与理论提升

　　《第一财经日报》：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经济改革主要遵循渐进、局部的策略，目前看，这个策略取得了极大成功。实际上，在改革开放20年的时候，也讨论过同一个话题，即为什么局部和渐进的改革取得了成功。你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林毅夫：事实胜于雄辩。这3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本身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果说不是改革成功，这个奇迹是怎么取得的呢？

　　当然，任何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转型过程中必然存在不少问题。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必须想方设法改进。但是，成功本身也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1999年开始提出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论，即企业自生能力，用它解释为什么渐进的改革是成功的，而激进改革最后被事实证明是失败的改革战略。当时你怎么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林毅夫：最主要还是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理解。进行比较研究，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可能会失败的渐进性改革取得了成功，而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成功的“休克疗法”的改革却失败呢？

　　其实，在1993年出版《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时，已经提出了这个概念。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政府的各种干预或者扭曲本身，是内生的，是为了扶持、保护一系列没有自生能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的生存与发展而形成的。既然这些制度是内生的，如果不克服造成这些内生的外生原因，想一下子把这些(因素)都取消，必然导致从次优变成更糟的三优四优。

　　“休克疗法”失败是因为，还没有真正理解为什么存在制度扭曲。提出企业自生能力这个概念，就是试图解释这些扭曲本身，是一种内生的结果。

　　《第一财经日报》：企业自生能力这个概念，是在当时已经非常明确提出来了，还是过去若干年慢慢发展成了较全面的理论？

　　林毅夫：当时使用企业自生能力这个词，并没有特意提出来讨论。随着对中国改革发展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失败进行对比后，在1998年参加美国经济学会年会时，发表一篇文章之后才明确把“自生能力”这个概念放在标题上，作为重要新概念进行探讨。

　　《第一财经日报》：过去解释中国渐进改革为什么成功，可能更多从制度变迁角度分析。从企业自生角度看，比较微观，但看起来更直接。如果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可能与大家的生活更贴近，更容易理解，但又似乎有点空谈。要比较这两种不同视角，你怎么看？

　　林毅夫：不同理论、不同主张的人，会用不同的方式解释问题。

　　确实，例如，苏联通过“休克疗法”改革，但经济发展很差，他们会说，需要一段时间制度才能建立。从现在的事实看，它改革十几年了，对于原来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预算的约束，各种明的、暗的补贴实际上还存在。

　　就是说，它在“休克疗法”十多年以后，没有真正建立起预算约束的制度体系。从这样的角度看，时间还不是主要的问题。

　　反过来看我们渐进的改革。无可否认的是，在所有的改革国家当中，中国可能算是最接近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

　　所以能这样，就是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创造条件解决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消除了、解决了，比较接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就能够逐步被建立起来。

　　《第一财经日报》：也就是说，自生能力的概念可能更多是与发展经济学背景相关，未必一定放在转型经济学背景下解释？

　　林毅夫：发展跟转型相关。随着经济的发展，比较优势会不断变化，企业有自生能力的这种形态也会不断变化。

　　比如，在发展的极端早期，可能农业有比较优势，那么，只有农场才有生存能力。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早期，大部分国家可能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短缺，那么，只有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中的企业才有自生能力。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变得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比较优势就变了，只有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企业才有自生能力。所以，从发展的角度看是这样的。

　　但从转型的角度看就不一样了。通常原来想赶超，造成一部分企业，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先进的产业部门，但没有自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一些相关联的扭曲。转型就是要解决这些扭曲，但如果不克服、不解决企业的自生能力，要解决扭曲实际上难以达到效果，因为这些扭曲是内生的。

　　比较优势与产权明确

　　《第一财经日报》：可能出现一个相关的问题，即企业自生能力与当时的比较优势不兼容，所以，当时的比较优势不支持企业产生自生能力。

　　那么多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为什么选择赶超型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有没有一些成功的可能性？

　　林毅夫：发达国家有优势的产业，都是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这就造成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独立的国家都希望能够赶上发达国家，赶超的意愿就会出现。但是，人们没有认识到，发达国家的企业之所以集中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是内生决定的。

　　《第一财经日报》：很多转型国家的案例也非常有趣，比如，你们的论文中提到，让国外的战略投资者进入，包括新设一个私营部门，看起来比较有效率，但如果让原来国有的企业通过私有化，相对而言就没那么成功。这背后是不是也和自生能力有关系？

　　林毅夫：高度相关。转型过程中的私营部门并没有得到政府的保护补贴，所以，在竞争的市场中，只能什么能盈利、投资回报率高，就从事那样的产业、采用那样的技术。如果政府不给保护补贴又能获利，企业必然要符合比较优势，必然是有自生能力的。

　　同样，如果外国战略投资者进入一个国家，追求的目标是盈利，他知道政府不会再给保护补贴，就一定会选择符合该国这个阶段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做战略投资。

　　反过来讲，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是产权问题，所以不管什么方式的私有化——大规模私有化或者是内部的私有化，不对症下药，私有化以后，它所在的产业还是不符合比较优势，企业还是没有自生能力。当然它还要继续依靠政府补贴才能存在。

　　《第一财经日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即企业在进行产权变革中，会慢慢转向符合比较优势？

　　林毅夫：假定一个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我一般把它称为有“战略性负担”，它所在的行业符合国家战略，但不符合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市场中不能盈利，企业会把这个认为是负担，向国家要保护补贴。

　　如果企业是国有的，国家给了保护补贴，厂长、经理不能直接把保护补贴放到自己的口袋里，所以个人的积极性不会那么强，如果私有化了，厂长、经理同样会跟国家要保护补贴，给了补贴以后，这个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两相比较，产权明确以后，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更高。所以，产权明确能够有效果，前提在于一个没有任何政策性负担的状况之下。在有政策性负担的状况下，要优先解决的不是产权问题，而是政策性负担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你怎么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的韩国呢？

　　林毅夫：我想首先讲“度”的问题。跟其他发展失败的发展中国家相比，韩国在每个发展阶段还是比较符合比较优势的。在上世纪60年代，主要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企业，比如三夹板、服装等，符合比较优势。上世纪70年代，它开始发展重工业，它的要素禀赋、发展阶段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同样产业的时候相比，应该强多了。比如，它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0%。

　　当然，如果相对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相比，韩国又显得比较赶超，因为日本发展汽车产业时，人均收入按照购买率平价计算，已经是美国的40%。

　　所以，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韩国发展比较好，比较符合比较优势。但是在“亚洲四小龙”当中，韩国又是相对比较差的，所以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受到的影响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