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做客嘉宾：江苏银监局局长 于学军博士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召开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特大地震灾害和国际经济不利因素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会议同时亦指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复杂的局面，不确定因素增加。今天，长期跟踪与观察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于学军博士到访"首席观点"栏目，就此提出一些个人思考和看法。他认为：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效用已经显现，但准确把握调控力度、改善调控方式至关重要，尤其在通货膨胀问题上，要对症下药，提高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宏观调控为何开始显效

　　 记者：相对前两年增长11%以上的速度来说，今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应当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放缓趋势，一季度GDP实现61491亿元，同比增长10.6%，比上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比全年则回落1.3个百分点。为什么前几年宏观调控政策未能起到预期效果，而今年却开始产生明显效果了呢？

　　 于学军：以前效果不明显的根本原因，简而言之，首先在于国际上有大量外资源源不断地流入我国，遂造成境内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其次与调控的方式、力度有关，比如相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而宏观调控在今年显效，则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忽然发生变化所引起的收缩效应。自2007年3~4月间开始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到下半年以后日益严重起来，并很快波及到欧洲。这场危机的影响非常重大和深远，其结果尚难准确评估。我有一个简单比较，总是感觉它相当于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也出现流动性紧缩状况，并使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经济出现衰退。美国等西方国家与当时亚洲国家相比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手里掌握着强势储备货币，可以巨额输入这些货币资金进行干预、救市等，从而避免发生亚洲国家那样的剧烈冲击和动荡。

　　 全球贸易市场出现收缩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品生产国；而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向度迅速提高，净出口(贸易顺差)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出口放缓对中国经济构成直接的影响。一季度中国经济增幅放缓的主要因素即是由出口及净出口增速下滑引起的。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有第二个方面，这就是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动荡引起的流动性紧缩，结果造成国内市场外汇资金相对紧张，直接制约了内外资银行的外汇存贷款业务，并连带着影响到实体经济涉外业务活动。总之，美国次贷危机通过贸易出口和外汇市场资金紧缺两个方面，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直接的、明显的，实际上企业感受突出，并不像某些学者或官员所谈论的那样无足轻重、无关痛痒。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巨大变化，对我国近几年正在进行的宏观调控来说，客观上也产生正面效应，这使多年效果不彰显的宏观调控政策，今年开始显灵。

　　 第二，宏观调控方式的改变、调控的累加效应。主要是从2007年9月后中央银行实施信贷规模控制方法，确实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信贷增长的作用；并且随着CPI上扬，这种控制的效果愈显严厉，体现更为突出。此外，国家连续出台的控制房地产措施，尤其是去年下半年由央行和银行监管部门推出的关于第二套住房按揭贷款首付比例提高到四成并上浮10%的措施，对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不啻于泼了一盆冷水。而调控累加效应的发挥，既包括十多次调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增发央票等数量型调控政策的累积作用，也包括2007年6次调高利率、部分贷款利率上浮等措施。尤其是紧缩与加息结合起来所造成的社会资金趋紧，导致今年以来企业的融资成本已显著上升。

　　 第三，通胀因素对宏观调控的收缩效应。控制通货膨胀虽然是今年以来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但通胀一旦发生即对宏观经济带来重要影响，甚至可自动起到收缩银根的作用。具体从微观来看，如果一家企业在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资料涨价之前，正常组织生产所需要的流动资金为100万元，那么，PPI上升之后，它肯定需要增加相应的流动资金占用，这样才能顺利地组织生产，否则即会出现一个流动资金缺口。再联系到中央银行正在实行的信贷规模控制来说，今年以来其之所以效果明显，并不是从信贷规模增长上看有多大幅度的减缓，而是由于CPI和PPI过快上涨"吃掉"相当一部分资金从而自动起到信贷规模收缩的效应。这种情况在我国改革开放历次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已屡见不鲜。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未来宏观调控的力度还有多少空间？

　　 于学军：我认为，当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承受成本上升的能力已近临界点，宏观调控力度也就走到边缘。我们从大量企业的实际调查中可以看到：随着近几年宏观调控力度的持续加大，以及企业生产成本的迅速上升，以出口为导向的低附加值企业，已普遍感到不堪重负、力不从心，基本上到了亏损边缘。这从2007年下半年以来在珠三角、长三角出现大量纺织、服装、鞋帽、化工、金属类等中小企业停产、关闭、搬迁即可反应出来。在江苏的调查显示：今年以来出现了"三个30%"，即有30%左右的中小企业已陷于停产或半停产状况，信贷资金供给缺口约30%左右，企业执行劳动合同法、提高工资等新增成本约30%左右。造成企业成本上升、出口困难的主要原因有：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CPI高企与劳动合同法共同推动劳动用工成本上升、从紧货币政策使融资成本明显提高并相对紧缺、出口退税率降低甚至有的产品改为征税、人民币升值造成汇兑损失增加，等等。企业成本上升是多种因素的合成效果，并不是某个单一因素使然，因此，单指(责)某一方面都是不全面的。

　　 那么，再看宏观调控。既然企业成本上升、出口困难并有大量中小企业停产关闭，造成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经济效益、出口等普遍增长下滑，那么，就反应出近几年持续收紧的宏观调控已开始见效。因此，如果上述判断成立的话，就需暂时停下来仔细观察一下，静观事态发展，三思而后行。通胀压力如何对症下药

　　 记者：目前仅从经济数据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及其调控中重点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即通胀压力、固定资产投资及外汇储备仍然增长过高、过快、过猛。您认为三个问题比较起来，哪一个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于学军：很显然，我国已出现了明显甚至较为严重的通胀压力，并预测今后一段时间仍难以有效压制，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并不是我国单独所能控制的。而且，这类价格上涨转移到企业中，已日积月累，其效应现正开始发挥，使下游生产企业难以完全消化，正逐步转嫁到消费市场中反应出来。因此，解决通胀压力问题是当前我们面临的头等大事。

　　 但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发生的明显通胀压力，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发生的通胀有本源性区别；应深刻认识这一点，并严加区别地进行治理。具体来讲：在1995年之前，由于我国经济的开放度不高、外向型有限，所以，那时外汇储备很少，境外货币、国际金融市场对我国的影响微不足道。因此，发生在1984~1985年、1988~1989年、1992~1993年的三次严重通货膨胀，其根源在于我国自身在货币管理中出现问题，并导致人民币发行泛滥使然。三个阶段均表现为严重的银行贷差(即总体上全国银行贷款余额多于存款余额)，这等于中央银行在背后用投放基础货币来支撑商业银行放贷并形成信用膨胀，因此，那时的通货膨胀表现为内生性，与世界经济形势、其他国家均关系不大；但本轮发生的通胀压力却不是我国自身主动过多投放人民币基础货币造成，而是由于中央银行被动吸收过多的外汇资金从而导致人民币过多投放使然，因此，本轮通胀压力的发生，其本源并不在人民币，而是背后的美元泛滥所致，是一种外生性通货膨胀。这就出现了本轮通胀压力与以往不同的两个特点，即现在社会上常讲的所谓"输入型"和"成本推进型"。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类通货膨胀以前在我国并未发生过。因此，对其治理理应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方式方法，而不能把两者简单地等同或混淆，不加区别地采用以前的治理经验和方法。

　　 记者：根据对本轮通胀压力所产生的国际背景以及与以往历次通货膨胀本源不同的深刻认识，您认为当前应当采取哪些有效措施？

　　 于学军：我认为在治理中应采取与以前不同的对策，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要有国际视野，无须急于求成。本轮通胀压力的发生是由美元泛滥造成的，具有深刻的国际大背景，并不是哪个国家的"一国事务"，因此，单靠我国自己的力量、手段、政策难以奏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世界眼光，紧盯国际环境变化，积极进行两者之间的协调配合，顺势而为，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使治理措施有效发挥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放松心态和放宽治理时限十分重要，切忌急于求成。通货膨胀一旦发生，并不是短期内下定决心就可以压下去的(即使压下去也是一个假象)，因此，治理通胀不宜设定短期目标，而应确定一个中期目标，确保中期物价稳定即可。道理很简单：本轮通胀具有全球背景，联系广泛，治理过程会在国际范围内体现出明显的整体周期性特征，是十分艰巨和复杂的，并不能由我国单独"说了算"。而且，正是由于这次通货膨胀的全球性特征，预计并不会发生失控的奔腾式的通货膨胀，各个国家在其中比拼的是抗通胀的承受能力和持久力。

　　 第二，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一般来讲，宏观经济调控均以货币政策为主，尤其是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治理中更是如此，这也是前几次我国实施宏观调控中得出的主要经验。但这次却不同，原因是引发通胀的货币本源并不在中国及人民币，而是美国及美元。因此，控制通胀的政策手段并不完全掌握在中国央行的手中，而在美联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要求央行用货币政策强行控制通货膨胀，那将是力所不能及的，甚至是选错了方向，用错了工具。我的基本想法是：在实行从紧货币政策时，要始终注意保持好银行系统的流动性，谨防在宏观调控中造成骤然失速而引发系统性流动风险。重点是：调控中应摈弃货币政策包治百病的传统思维，实行以财政政策为主的治理措施。

　　 第三，适时放开石油、电力等项的价格管制措施。中国30年经济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即是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只有放开价格管制，实行真正的市场化，才能顺利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证明，价格管制与发展市场经济格格不入，价格管制必然带来经济运行扭曲、经济结构失衡的现象，并终将难以为继。因此，尽管我国目前重新实施管制的大宗商品种类有限，时间也不长，但带来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比如，煤电供应长期紧张、汽车加油出现排队现象、外国航空公司专门安排到中国的机场为飞机加油等，尤其是在企业生产成本普遍大幅提高、不少企业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两高一资"企业却生产、出口畅旺依旧，原因即是我国原油价格远低于国际油价，因此，对这些高耗能、高耗物的企业来说反而具备更高的价格比较优势，竞争力更强。因此，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经济体制下，目前所采取的价格管制措施，虽对通胀有一时的抑制作用，但那也是个假象，即隐性通货膨胀重现，终究需释放出来，绝非长久之计。首当其冲应放开机场的航空油价格管制，不要让那些外国的航空公司来中国捞"便宜"了。如果国内航空公司一时承受不了，可由过去对价格的"暗补"改为对公司的"明补"，并不失时机地提高机票价格即可。在采取上述财政政策实行有效调节之后，应早下决心尽快弃用价格管制方法，以理顺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价差及价格体系。

　　 近日，国家发改委提高成品油价格，就表明国家已经着手就此进行适当调整。

　　 于学军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局长。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于学军坚持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用成熟的经济学理论为框架，对我国经济、金融、货币等问题进行长期的实证研究，在诸多刊物发表论文、调研报告约130篇，并在工作中十分重视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适时的风险提示和正确的窗口指导，提高了银行风险管理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和有效性。多年来，他坚持不懈地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进行潜心研究，写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分析报告和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