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的发生，既有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投机资本的炒作因素，也有由于本国不恰当的经济政策所致。因此，新兴经济体要防范危机首先必须找到自身的病因，摒弃急功近利的经济赶超战略，采用审慎、主动的宏观经济政策，提高监管水平，惟其如此，才能镜鉴往昔教训，跨越金融危机的“陷阱”。新兴经济体要从严防范

　　 透过11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越南等国几近失控的经济局势，愈发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竞争环境中，如果没有较强的金融免疫力与高水准的宏观经济政策，新兴市场极易落入金融危机的“陷阱”。这也似乎印证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的预言：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因此，往昔教训必须镜鉴，新兴经济体既要看到导致本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更要认清：转移经济风险，甚至通过投机资本在新兴经济体制造金融动荡乃至触发金融危机，已是某些发达国家在自身经济日渐失衡的既有约束框架下，继续保持经济优势的策略选择。

　　 因此，防范金融危机已成为新兴经济体宏观政策的头等任务。而要防范危机首先必须找到自身的病因。事实上，细观新兴经济体历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机理，可以发现，危机最重的国家在经济政策上普遍存在如下问题：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助长了经济泡沫，监管能力与金融自由化不匹配，金融改革的配套制度建设滞后，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缺乏完善的宏观金融调控机制，等等。基于此，新兴经济体必须及早主动地进行政策调整，及时补救经济政策的漏洞，尽力减少滋生金融危机的内在因素，跨越金融危机的“陷阱”。

　　 摒弃急功近利赶超战略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金融危机主要是内生的。就新兴经济体来说，急功近利的经济赶超战略客观上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条件。

　　 长期以来，以东亚及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府主导的投资以及制造业出口，政府保持着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的积极乃至过多的干预，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致使关系贷款盛行。尽管这种赶超策略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工业化程度的显著提高，但是，由于上述国家普遍缺乏一整套支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需的制度环境，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权钱交易、不良贷款现象甚为普遍。

　　 政府的隐含担保，导致企业乃至国家的负债率非常高。如若实行资本管制，较小的外债规模尚可控制；但是，一旦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在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下，其脆弱的金融体系极易被攻破。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普遍存在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的“双高”问题，一旦经济陷入低迷，会产生庞大的银行坏账；在传导效应下，风险会被急剧放大，直至失控。特别危险的是，新兴经济体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在国际投行的诱使下，还普遍采取宽松的引资政策与过快的金融开放政策，投机资本大量涌入，导致资产价格非理性上涨，极易滋生金融泡沫。一旦热钱回流，泡沫很快破灭。

　　 采用审慎主动的宏观政策

　　 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其实，缺乏审慎、主动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才是这些国家屡屡跌入危机“陷阱”的真正原因。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经验来看，新兴经济体应该采用反通胀的货币政策、有约束的财政政策以及良好的公共债务管理等宏观经济政策。而部分新兴经济国家恰恰在宏观经济政策的拿捏方面表现粗糙，一旦受到外来冲击极易陷入被动。其实，只要在掌握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合理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完全可以应对危机冲击的。例如，在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之前，必须建立健全的微观金融竞争体制，着力培育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当宏观经济管理和金融体系较弱时，政府务必将资本项目自由化作为宏观管理、汇率制度选择以及金融部门恢复能力等一揽子政策的一部分加以考虑，并积累足够的外汇储备以缓冲外部冲击。在汇率制度选择方面，需要尊重“不可能三角”的约束，使汇率制度与整个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和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

　　 提高市场监管水平

　　 新加坡的发展经验表明，新兴经济体如果有系统严格的监管措施，并处理好开放进程中政策之间、体制之间的协调问题，是完全可以在金融开放中越过危机“陷阱”的。令人担忧的是，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普遍缺乏严格的监管措施与高水平的金融专才，在管理衍生工具市场方面往往无能为力，对金融机构与市场中介的运营控制普遍较弱。更难以对分散在全球市场上表现活跃的超级投行所从事的风险活动进行精确的评估。A股暴跌，说明低水准的监管已经难以适应资本市场的变化。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培养金融专才，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水平。(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应用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