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路透社播发的照片显示，3月14日，在拉萨市，不法分子手持棍棒、匕首准备围攻一名摔倒的男子。

　　达兰萨拉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低处山梁上，海拔1770米，植被茂盛，气候宜人。对印度人来说，“达兰萨拉”意为休息之所。可是，自1960年以来，这里却成了“藏独”分子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基地，喧嚣不断。

　　达赖集团建立了所谓“流亡政府”，颁布了所谓“流亡宪法”，尔后又仿照国外一些社团组织的模式，把一些流亡藏人绑上了“战车”。其中一些挂着“民间组织”招牌的“藏独”分子主张异常激进，叫嚣要以暴力手段挑起颠覆活动，1970年在达兰萨拉成立的“西藏青年大会”(“藏青会”)就是其中一支。

　　“流亡政府”与“民间组织”一体两面

　　“藏青会”是在达赖的直接授意下组建的，目标是网罗国外藏族青年中坚持“藏独”的顽固派。

　　自成立起，“藏青会”就全面融入“流亡政府”，并于90年代走进达赖集团的权力核心。目前，“流亡政府”各级官员中，90%为“藏青会”会员。尤其是1992年以来，历任“总理”全部来自“藏青会”。

　　现任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总理”的桑东仁波切曾任“藏青会”第一届副主席。“副总理”兼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哲通丹增格杰、“外交与新闻部长”哲通丹增南嘉，以及达赖的私人代表甲日·洛地，都是“藏青会”的创始成员。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让外界看到的是，“藏青会”与达赖喇嘛的关系似乎有点微妙：

　　在公开场合，“藏青会”一面声称在达赖有生之年会“听话”，一方面又公然抵制达赖的某些行为，甚至宣称“我们只服从自己的意愿”。

　　该组织现任头目次旺仁增还曾公开指责达赖“软弱”。近日，在接受一西方媒体采访时，他还表示，达赖的“中间路线”已经走了20年，到现在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另一位与“藏青会”关系密切的人士则威胁，他们可能会寻求新的领袖。

　　“这只是台面上的演技，达赖‘流亡政府’与‘藏青会’实际上依然是一体两面。”四川藏学研究所研究员谢刚政向《环球》杂志指出，从“藏青会”的纲领和各种行动中可以看出，它仍然是达赖集团支持和利用下的激进组织。

　　“藏青会”还一直谋求通过向外国政府施压来扩大自身影响。早在成立初期，它就多次发起对印度等国政府的“请愿”和“抗议”。“从这些事件来看，无论是谋求‘西藏独立’还是西藏问题国际化，‘藏青会’与达赖‘流亡政府’没有任何本质区别。”谢刚政说。

　　“藏青会”的暴力手段

　　次旺仁增在印度南部长大，1993年赴美工作，后成为美国公民。2007年8月当了“藏青会”头目后，他决定暂别妻女，迁居达兰萨拉。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次旺仁增说，“无法保证只会进行非暴力抗争”。

　　此前，“藏青会”前头目格桑平措就曾扬言，“我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他还计划对其成员进行为期6个月的游击战训练。另一位前头目才旦诺布则说，车臣和波斯尼亚那样的武装斗争手段给了该组织“非常大的鼓励”。他声称可能潜入西藏境内“割电线、炸桥梁、破坏公路”，并曾派人潜入西藏刺探防务。

　　次旺仁增上台以来，有针对性地将“藏独”极端活动放在“三月”、“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和干扰北京奥运会上。

　　今年1月，“藏青会”就如何实施“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进行了部署，其中包括开展游击战培训及爆破技术培训。

　　对于拉萨“3·14”严重打砸抢烧事件，在一篇题为《印度意识到西藏令人头痛》的文章中，印度外交官、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和土耳其大使M·K·巴德拉库马尔披露，“藏独”分子曾“暗示他们确实在等待骚乱发生”。

　　谢刚政告诉《环球》杂志，“达赖集团、特别是‘藏青会’，一直在遥控指挥如何打砸抢烧，对于事后如何行动他们也有一系列计划。”

　　3月15日，“藏青会”在达兰萨拉召开会议，通过了“立即组建游击队秘密入境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他们就人员、资金、武器购置等制定了计划，并拟从事前勘查过的中尼边境偷渡路线秘密潜入境内。

　　5天后，次旺仁增声称，暴力活动“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此次活动只是今年反抗活动的序曲”。随后，他进一步鼓吹，“可能已经到了采取自杀式暴力手段的时刻了”。

　　“达赖喇嘛清楚其中的所有细节”

　　4月2日，西班牙《起义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在西藏的挑衅》，文中指出，拉萨打砸抢烧事件“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冷血挑衅，达赖喇嘛清楚其中的所有细节”。

　　3月14日当天，达赖集团紧急召开了内部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扩大“成果”。这次会议决定，由“西藏流亡政府财政部”负责调集资金。

　　达赖集团还煽动寺庙上街游行，发动抗议活动。桑东仁波切在会上妄称要实现“达赖回国”、“三区高度自治”、“废除《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等目标。

　　随后，达赖集团“藏青会”、“藏妇会”、“九·十·三运动”、“四水六岗”等组织也紧急调动力量，到印度、尼泊尔藏人聚居区，鼓动流亡藏人通过电话、互联网等方式尽快与国内藏区的亲戚、朋友取得联系，“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煽动境内藏区群众“走上街头”。

　　印度外交官M·K·巴德拉库马尔指出，“流亡政府”迅速而有条理的反应显示他们至少知道拉萨将发生骚乱。

　　3月18日，达赖在一次记者会上说，“如果事态失控，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完全引退”。国际社会马上有明眼人指出，此番讲话实际上等于承认了达赖集团应对拉萨出现的暴力活动负责。后来，拉萨暴力事件中某犯罪嫌疑人也供认，“‘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让我向境内寺庙和社会散发‘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宣传材料”，“3月14日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与那边‘流亡政府安全部’的鼓动宣传有关。”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4月1日，中国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向媒体透露，3月15日以来，中国警方曾先后抓获了一批和境外达赖集团有联系的、参与组织拉萨打砸抢烧事件的重要对象。

　　在部分寺庙里面，根据僧人和群众的举报，从殿外的僧舍中缴获了大量的进攻性武器，包括枪支176支，子弹13013发，刀具359把，爆炸品、炸药3504公斤，雷管19360枚，手榴弹两枚。

　　这一消息彻底撕碎了达赖集团所谓的“非暴力”外衣。

　　目前，境外依然活跃着一支“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据谢刚政介绍，这支部队现在的编制有8000人左右。它有一个恰克拉塔野外训练中心，也叫第22训练指挥中心，有A、B、C、D、E五个防区，部署在中印边境一线，平时它的主要任务是刺探西藏的情报。“实际上它就是达赖集团的一支军事力量，一直在进行暴力活动的准备。”

　　而“藏青会”不仅煽动普通群众参与暴力事件，多年来还积极培训其武装和后备力量。该组织一直在达兰萨拉设有武装训练基地，并且组建了“西藏自由战士协会”进行武装破坏活动。

　　“达赖集团是暴力和所谓‘非暴力’两手交替使用。”谢刚政说，从1959年叛逃到1974年，达赖一直想组织武装打回西藏，那时是公开的“藏独”和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后来看到用武力无望达成目的，他就打着“谈判”等幌子向国内渗透，又没有进展，就再次采取暴力手段制造轰动效应，向中央政府施压。

　　“‘流亡政府’与‘藏青会’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就像演双簧。‘流亡政府’不便说话的时候就由‘藏青会’出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洪记说，“尽管‘流亡政府’极力想摆脱与暴力事件的干系，但是责任绝对是推卸不掉的。毕竟类似‘藏青会’这样的组织是在达赖的授意下组建的，按照组织章程，他们都是听从达赖喇嘛的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