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世行的家里至今保存着唐山震后规划的图纸，尽管已经泛黄，但对他和他的同行而言，里面记录的信息远未失效。“5·12”地震一月后，“震后规划”成为人们迈出废墟、重建家园的第一步。

　　从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退休的鲍世行，现在是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在这位有着50多年规划工作经历的老人看来，这第一步要迈得稳，将来才能真正站得住。

　　迅速进驻，慢慢规划

　　“3个月完成规划，3年完成重建”，有没有可能？曾在唐山震后与同事进行过长达两年的规划，鲍世行下不了判断。他担心的是，“规划不是说起来那么简单，它是个科学严谨的过程，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实地调查和科学分析。”

　　1976年唐山地震几天后，原国家建委从全国各地紧急调集一批规划专家，组成了以城市规划局局长曹洪涛为组长，规划处处长周干峙为副组长的专家组进驻震后的唐山，工作了半年多。

　　当时我国尚处“文化大革命”后期，城市规划被贬为“纸上画画，墙上挂挂”。地震后，城市规划从国家层面受到重视，使大批之前被迫转行的专家“重获新生”。

　　鲍世行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从四川“三线建设”工地调往唐山的。

　　当年10月底，专家组提出了《唐山市城市总体规划》。但1978年3月，原国家建委再次组织专家对规划进行了调整，直到1979年9月才完成详细规划。

　　耗时数月的总体规划解决了4个大的原则问题：第一，基本上还是在原址恢复重建，没有把唐山全部放弃。第二，京(北京)山(山海关)铁路以南的路南区，接近震中，破坏比较严重，决定放弃不再重建。第三，地震破坏比较轻，地质条件比较好的丰润地区，作为发展的新区。第四，调整东矿区。1977年春天，这个总体规划得到国务院的批复。

　　看似简单的四条，却建立在大量的资料收集、科学分析基础之上。专家们给唐山做了一次的“全身体检”，哪些地方地震烈度大，哪些地方相对比较稳定，哪些地质断面松动，哪些河流受到影响……所有的第一手资料都要全面掌握。

　　鲍世行认为，这次四川震区的规划同样需要建立在这样的科学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会花去我们很多时间，有时甚至比做规划方案的时间还要多，但这是完全必要的。”

　　资料收集后是综合集成、多个方案比对，最终形成经得起推敲的总体规划。

　　规划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原地恢复还是异地重建。鲍世行根据唐山的经验建议，除了文化等人文因素外，还要考虑到城市的基础设施，虽然地面上的建筑都没有了，但地下还有很多基础设施是可以利用的，比如地下管网和多年形成的马路。这些设施的重建成本往往高于地上建筑。

　　“就像下棋，既要考虑全局，又要考虑每个细节”

　　总体规划确定了原则性问题后，1978年，唐山进入了新一轮更加深入的规划。这次规划的深度相当于“分区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它是把总体规划的要求“落实到地面”，并且细化到城镇的每一个地块。

　　“像是下一盘棋，既要考虑全局，又要考虑到每个细节。”工作要细致到怎样的程度？鲍世行告诉记者，“以我负责的市中区规划为例，我们把它分成了几十个‘1公里×1公里’的方块，在每个方块中分析规划。”

　　他们要做的是了解这个“方块”中原来有什么单位，有多少人，现在怎样规划更合理。如果原来“方块”中的学校没有操场，那加上操场。“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问题和矛盾需要解决，这是很细致的工作，牵涉到每一个部门和单位的利益，需要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

　　因为采纳多方意见，他们的大量细致工作后来获得肯定。例如，考虑到地震后出现大量的残疾人口，唐山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公共场所修建残疾人设施的城市。

　　“唐山和汶川相比，唐山人口比较集中，汶川人口分散。从地形来说，汶川是山区，周围的环境比较复杂，用地比较紧张。这些问题应该比唐山的研究更细一些。”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一次充实严谨的规划，好过将来一次次的返工。

　　工作的最后一步是将分析、协商决定的规划，用图纸和一系列数字表现出来。他们的工作(也就是正式动工前的规划)直到1979年秋天结束。此时距唐山地震已有三年时间。

　　当鲍世行和同事们把“控制性详细规划”交给赶来唐山的全国各大建筑设计院手中时，城市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筑设计才正式开始。

　　产业结构调整应借机行事

　　对于城市的规划除了功能区域的布局，还要考虑产业结构的调整。唐山路南区的机车厂、陶瓷、纺织厂，在规划时就迁到了新区丰润。

　　唐山是一个重工业城市。它的主导产业钢铁、电力、机械、陶瓷等，是当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地震后不久，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当地的生产就很快恢复起来。

　　对于四川地区的震后规划，鲍世行认为应该利用这个契机，更多地考虑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参与过汉旺东方汽轮机厂等“三线”规划的经历，让鲍世行对当地的情况有一定了解，也让他对这次震区的山山水水多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这个地区有不少工业企业，是在‘三线建设’时期建起来的。改革开放以后，作过一次调整。但是这次许多工厂破坏严重，有必要在规划中予以重点考虑。这些企业今后到底是不是还在那个地方，都要进行重新论证，结合当地的优势再做决定。

　　生命线工程不容忽视

　　“我国是地震多发的国家，规划中必须按照‘平灾结合’的原则，考虑防灾通道、防灾避险地和防灾设施的布置。一定要严格把城市防灾系统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的内容中。这样，才能使我们在震前、临震和震后工作都有法律依据可循，做到有条不紊，临危不乱。”

　　让鲍世行高兴的是，不久前，国家出台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规定了学校、幼儿园、医院等公共设施的灾后重建，要比当地房屋建筑的抗震要求更高。

　　对于这次四川地震中出现的一个个因为道路阻断，无法到达的“孤岛”，他建议在规划中予以关注。

　　鲍世行在纸上画了一个四通八达的网络图，然后告诉记者，唐山在华北平原，规划容易形成网络。但这次地震的山区比较困难，要避免“树枝状”的布局，“树杈”部分的城镇在灾害来临时容易成为孤岛。对于破坏严重，远离中心区域的地方，考虑到将来的安全，必须“忍痛割爱”放弃；但如果破坏不严重，而且没有地质灾害威胁的，就应该将其纳入“网状”规划之中。

　　“震后规划能够实现这种理想的‘网状结构’，那么灾难导致一条路中断时，总还能找到另一条求生的道路。”鲍世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