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馊主意”之“馊”在于违反常识，有悖学理，脱离国情，甚至将公共政策引入歧途，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近年来，行政领域的问责制作为打造一个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必要制度受到了重视，并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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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些地方出台的有关规定来看，虽然问责的范围不尽相同，有宽有窄，但大致包括效能低下、执行不力，责任意识淡薄，违反法定程序、盲目决策，不严格依法执政或治政不严、监督不力，以及在商务活动中损害政府形象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内容。这些方面的问责自然都很必要，但似乎少了一块重要内容，这就是对乱出馊主意、歪点子的所谓“智囊”人员，要不要也进行问责呢？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现实中由一些馊主意、歪点子导致决策失误从而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的事情很多。

　　 客观地说，“智囊们”向政府提供的各种政策参考和建议中，很多是有价值的，有助于政府作出正确的决策。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也有一些政策建议明显违反了常识、学理或国情，把政府的公共决策引入歧途，导致出现不应有的后果，甚至造成很大的破坏。这类“建言献策”就是一种典型的“馊主意”、“歪点子”。在国家的公共政策和投资决策中，这样的“馊主意”、“歪点子”很多。随意举几个。北京的人口是个大问题，但为了限制北京人口的膨胀，某些学者竟然主张对本地人和外地人使用不同的购房价格，理由是提高租房价格从而提高生活必需的消费水平，这样就能使一批人无法在北京生活，从而达到控制流动人口流入的效果。打破公民的身份界限，追求权利平等是我们为之努力并正在逐步接近的目标，但上述建议却反其道而行之，违背了基本的人权标准，所以说它是个十足的馊主意。

　　 为什么在我们的公共政策和投资决策中有那么多“馊主意”和“歪点子”呢？我认为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一些学者和所谓的智囊没有好好学习，学养不够，只知生吞活剥地套用西方的理论来图解中国的问题，或者只注重单纯地论证领导的讲话和决定，而不去做认真的调查和研究，由此而出的一些主意和政策建议脱离国情，离题万里，这在医疗、教育市场化的鼓吹上体现得很明显。另一个是一些学者和智囊的立场出了问题，站在既得利益群体一边去了。在目前利益分化，强势利益集团主导国家的公共政策的情况下，一些专家和学者或被他们所收买，或为了投机，成为论证利益集团利益的工具，这才会出现那种政策建议明显有悖常理的情况。一些经济领域的投资决策和对外开放政策对此表现得很充分。

　　 理论上说，对一些决策造成重大后果的，除了追究决策者本人的责任外，那些给领导出“馊主意”、“歪点子”的所谓智囊也应受到问责。但从实际来看，则很难。首先，“智囊们”该负多大责任厘定不清。一个决策的出台到实施产生后果，往往有一段时滞，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公共政策，其实施后果几年后才显现出来。这其中，除了政策建议本身有错外，还可能在政策实施的时点和实施力度上没把握好，或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了问题，这些都会导致政策出现偏差。其次，政策咨询机构和智囊只负责提出意见，除非有明显的证据证明其有意误导领导，否则，拿他们问责谁以后还敢向政府提供建议？这不利于我们倡导的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发展方向。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这类“馊主意”和“歪点子”就毫无办法。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强化政策建议的质量。一是加强政策咨询机构和智囊们的竞争；二是加强决策的程序化和制度化建设。竞争的作用自不必讲。科学决策的诞生，离不开充分的民主讨论和评估。对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采用报刊、互联网、数字电视等媒介公布或者采取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充分听取社会公众对政府重大决策备选方案的意见，并将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形成报告，是避免“馊主意”和“歪点子”一类政策建言变成国家政策的好办法。另外，在政策实施后，公民还可直接监督、质疑政府的重大决策。有了这些程序和制度保证，再加上对官员的问责，将能大大减小“馊主意”和“歪点子”变成政策的可能性。（作者邓聿文单位：中央党校；冯印澄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