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华社抗震救灾报道第三批报道团队的成员，６月４日—１３日，我驻守映秀采访了１０天。在这期间，我和同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采访失事直升机的搜救工作。尤其是１０日，直升机失事被正式找到以后，我目击了现场决策的全过程，并和李紫恒、李尕、赵叶苹、杨孟曦等４位同事一起，跟随部队上山，徒步赶赴直升机失事地点。

　　 这是一次终身难忘的采访，其中的收获和遗憾都将成为记者生涯中的宝贵财富。

　　 （一）

　　 成都军区某陆航团的一架运输直升机５月３１日在映秀、漩口镇一带失事后，关于这架直升机以及机上人员下落的消息就天天揪紧着人的心。成都军区某集团军以及四川省军区的预备役人员、民兵等各支部队几乎天天在杳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搜索。

　　 ６月４日，我和两位摄影记者汪永基、李紫恒第一次到了映秀。下午５点多，正当我们准备返回成都以便收拾行囊次日再来时，就遇上一支部队正携带着绳索、铁锹等，赶赴映秀深山执行搜救任务，带队的还有一位将军！一问，是四川省军区政委叶万勇。

　　 “可能有戏！”经验丰富的汪永基叮嘱我和李紫恒紧紧跟上。我们跟着队伍穿过已成一片废墟的映秀镇区，并沿着岷江转向西北角的深山中。我们坐上运送民兵的大巴，车子沿着推土机刚在被山体掩埋的２１３国道上推出的道路，摇摇晃晃地前进，到达了一座已无路可走的高山之下。一支支突击队由此地上山向前方约两公里外目标地点攀登。叶万勇政委等人平静地在山下通过步话机进行指挥。晚上８点，已是伸手不见五指，一些队伍开始打着手电从目标地点返回，但没发现相关证据。我们和大部队一起一直在山下等候到晚上１０点半，并和最后一批人一同撤出。此后一天，我们又跟踪了部队的一次搜救，但依然无果。

　　 在映秀地区参与搜寻失事直升机的以四川雅安和黑水等地的民兵及预备役人员为主。一位黑水民兵说，他们每天随时随地都会接到命令，然后，背上绳子、铁锹，带上一天的干粮和水，然后出发，如同家常便饭。

　　 “失事的直升机，你在哪里？机上的人员，你们怎样？”我和同事在映秀忙着采访灾后重建工作的各项进展，但这两个问题几乎每天都要在脑子里过一遍。１８名机上人员的命运，天天牵动着人心；这场备受瞩目的搜救行动，我们必须要盯紧。

　　 （二）

　　 １０日，搜救行动终于有了结果。我们住的帐篷挨着阿坝州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几顶大帐。这天早上７点半左右，我从帐篷里钻出来，像往日一样习惯性地走到指挥部帐篷外转转。在一顶供部队首长吃早饭的帐篷前，一个熟悉的声音一下子让我停住了脚步：“三角翼动力伞……马上……投２０个裹尸袋……”这是叶万勇焦灼的声音。

　　 在过去几天里，为了找到直升机，这位不知疲倦的将军恨不能带领队伍把每一座山的每一块石头都翻遍。１０日早上，他从帐篷里传出的声音，宣告了搜救结果即将水落石出！我继续往下听，并当即向设在四川分社的前方报道指挥部（下文简称“前指”）作了报告。

　　 这时，约百米远的停机坪上，一架“黑鹰”直升机从天而降。机上走下了总参军务部部长钟志明和成都军区副参谋长刘永新。算上先前已在此的叶万勇和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军长许勇，目前已有４位将军为搜救直升机一事而聚在映秀。“看来这次应该是确定了。”我自言自语了一句，随即走上前去，向钟志明部长出示了新华社记者证，并说了两句话：我们总社领导命令我们盯住搜救直升机的事情，但是在报道方面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他仔细翻阅了证件，对我寸步不离的贴身跟随并未表示反对。

　　 几位首长没有去指挥部的大帐，而是走向了百米外一个不起眼的帐篷。我默不作声地紧跟。在这个帐篷里，作为唯一的记者，我从部队首长的步话机中一字不差地听到了一直参与搜救的雅安预备役旅官兵关于失事直升机已经找到的正式报告：它坠毁在映秀镇西北约７．５公里、一个叫“大红崖”的峡谷中，现场已找到１３具遗体。我一边听一边偷偷在采访本上作了详细记录，记录内容甚至包括了失事直升机的轮胎编号。随后，我迅速退出帐篷，走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拨通手机向在前指指挥的夏林副总编一股脑儿全部作了报告。关于失事直升机已经找到的第一条内参快讯，在１０点４２分发出。

　　 随后，钟志明和刘永新乘直升机赶赴现场进行空中勘查。我飞奔过去，“死皮赖脸”地爬进直升机舱内，不料被刘永新以“这是为了你的安全”为由，一顿喝斥，又悻悻跳下机舱。大约２０分钟后，钟、刘二位返回。我跟着他们走进指挥部。空中勘查的结果让人失望：直升机坠落在大红崖的悬崖绝壁间，无法在现场开辟停机坪，要把直升机上遇难人员的遗体搬运出来，只能依靠人力的肩背手扛！几位将军拍板决定：下午两点即派第一支队伍徒步上山！

　　 在向前指报告情况后，我们也领到了新的任务：赶赴失事现场的队伍中，一定要有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