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部门在调价时机把握、调价幅度选择，以及调哪些领域不调哪些领域，乃至以怎样的改革相配套推进方面，都在现有条件下做了较为细致的考量和准备

　　 图表：发展改革委宣布调整成品油和电价 新华社发

　　 在通胀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国内历史上幅度最大的一次成品油价格上调非但没有导致“群情激昂”，反而呈现出相当“正向”的调价效应。

　　 以调价次日的市场反应为例。面对成品油17%、销售电价4.5%左右的价格上调，沪指6月20日一早便高开60余点，并以超过3%的涨幅一改此前数天的连阴格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则在“中国需求可能减少”的预期下，每桶应声回落近5美元；在决策影响力日渐其大的中文网络世界，主流民意也不再是抱怨涨价，而是在“每月多花几多油钱”的计算之外，更着意于探讨中国调价会否减少国际炒家的投机几率，从而促使油价重归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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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度被指作秀

　　 一个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公民意识日渐成熟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对公开、透明、理性及政策精益化程度有更高要求的社会；而一个政策的制定出台若能在此基础上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即便短时间内个人利益受损，也往往会得到公众的理解和体谅；相反则可能使决策者陷入被动乃至四面楚歌。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此次能源品调价政策抱以极大关注，其能在涉及人数众多、涨幅较大且通胀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下平稳推进，必有诸多值得琢磨和细思之处，而这些经验，无疑对推进现阶段调控及改革大局十分有益。

　　 此次能源价格调整，并非一个简单的“涨”字就能概括，决策部门在调价时机把握、调价幅度选择以及调哪些领域不调哪些领域，乃至以怎样的改革相配套推进方面，都在现有条件下做了较为细致的考量和准备。

　　 比如时机的选择。6月19日能源调价措施出台之时，恰在两个相关的经济数据发布之后：一是5月CPI环比下行0.8个百分点；二是原油期货价格直逼140美元大关。两个数字放在一起，前者为能源调价后可能引发的CPI上涨提供了一些空间，尽管这空间十分狭窄；后者则为油价上调提供了充分的解释余地，因为自2003年起，国际原油价格已上涨了4倍，而我国成品油价格仅上涨了1倍。

　　 再比如调价幅度。据此前中金公司调研测算，我国成品油只有价格上调50%，才能理顺国内能源价格并解决炼化企业竞争力问题，而此次成品油基准价上调了17%，尽管为历史最大涨幅，但相对于“一步到位”式改革可谓相当克制。这其中当然有决策者基于民生和稳定的考量：统计显示，目前17%的涨幅可能拉动CPI环比上升0.4~1个百分点，而这在夏粮丰收及5月CPI环比下行0.8个百分点的背景下，这一拉动幅度当为各方所能接受。

　　 至于调价范围和财政补贴范围的选择，比如地震灾区、居民生活用电等不在调价范围之内；比如油价上调后财政将对农业、渔业、公交出租，以及城乡低保人群进行补贴等，则不仅是出于民生和稳定的考量，更是既有财政补贴路径的根本改变，从而使此次调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能源价格改革的意味。

　　 也就是说，以往国家财政在解决能源价格倒挂时主要补贴路径是把钱给到“生产”一侧，如曾以123亿元补贴中石化的炼化亏损，并从今年4月起对炼化业进行持续补贴等；现在则在上调成品油价的同时，将补贴从“生产侧”转向“需求侧”，而且特别瞄准“需求侧”中相对困难的产业和低收入群体。

　　 这一看似简单的补贴路径转移，实际上是改革思路的根本变化：因为补贴“生产侧”难以引发其体制变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会因123亿炼化补贴而挖潜或节能，甚至还会使公众产生“财政补贴富人”的公正性质疑---即以不菲的财政收入，去补贴“有车一族”的奢侈消费。

　　 这一方面理顺了市场机制，可从体制机制上刺激供需双方更有效率地利用能源，另一方面则加强了财政补贴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资源配置效率和公正性都得到极大的提升。

　　 同样，电价调整也不是简单地“每度电上调2.5分钱”，而是力图针对城乡不同电价、工商业不同电价现状进行相关的价格改革，如在提价的基础上，要求各地尽快实现城乡用电同价；推进工商业用电同价；对高耗能和节能减排产业采取不同政策等，从而与国家促进城乡一体化、大力发展服务业、鼓励节能降耗等战略方向一致起来。

　　 正是这些基于民生、稳定基础上对市场化改革的大胆实践，才使此次成品油和电价调整能在通胀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得以温和推进，并在相应的配套改革中推动了体制进步，而这，对于未来将要进行的一系列调控和体制改革，无疑都是宝贵的财富。

　　 当然，此次能源调价中仍不乏临时价格干预举措，比如对煤炭价格的暂时管制等。但在明晰大方向的前提下，市场化改革并不排斥必要的政治考量和曲线前行，特别是在其能够避免不必要改革震荡和风险的情况下。

　　 但也要切记，这种曲线应仅止于暂时、局部和策略层面，而不能成为体制目标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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