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一个胖子现身河边，引起了那里第一波躁动。

　　这个人叫袁树国，瓮安永河镇人，是个民间颇富声望的和事佬。这些年，当地纠纷不断，矿权冲突、移民安置，样样都让当地政府头疼不已。矛盾化解不了的时候，村民们礼失求诸野，于是就出现了袁树国这样的人。他们在当地有威望，懂法律，擅言辞，有手腕。

　　这正是李秀华需要的，他文化程度不高，对于法律一窍不通，更没有和公安、政府打过交道。

　　在当地，后者无疑是一门学问。

　　今年3月，永河镇一家煤矿发生矿难，死了一个村民。当地族亲纠集了两百多人，劫持了矿主要讨个说法，政府出面调停也是束手无策。

　　这时候，袁树国出马了。按照当地习惯，开矿死个村民，最高的补偿不过15万。袁树国一度协调，最终赔偿的结果竟然是25万，而且双方都满意。

　　袁树国的名头自此叫响，因为村民们觉得，政府协调不了的事，这个人可以办好。

　　熟悉袁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起先靠修烟囱为生，默默无闻，如今尝到了消解民间矛盾的甜头，摇身一变，成了官民冲突的解铃人。

　　李秀华期望通过这个人，最起码可以多得到些钱。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寻求女儿死亡真相的努力。

　　在家属的要求下，22日晚进行了第一次尸检，得到的结论是“溺水”。

　　所有仰着脖子拭目以待的局内人和看热闹的局外人，都对这个结果不免失望。自此，李秀华一家开始矛盾地尝试两条解决问题的路子。

　　一方面，李秀华带着疑问不断向自治州政府和省政府上访；另一面，李秀华的妻子则在县城里不断和政府讨价还价。

　　李秀华无法确定事件最终的走向，于是他选择都不放弃。对于他，这也许是最实用的办法，而却将整个事件，愈发推向了不可预知的未来。

　　6月23日，袁树国代表李秀华一家出面去和公安交涉。他提出的要求是，公布嫌疑人的口供，把结论让周边群众的检验一下，进行第二次尸检。

　　这次交涉，按照袁树国的想法，一切都将逐步走向和解。而让他意外的是，在提到经济补偿的时候，还不待他开口，一个家属里的年轻人就抢着说，“我们要50万，让他们三家出。”

　　七

　　50万的消息传到西门河，人群密集的河边于是炸开了锅。每个看热闹的人都以为这笔钱即将兑现，传言插着翅膀诱惑着那些对钞票充满幻想的人。

　　参与搭救李树芬尸体的好心人，开始试探地向家属要5000元。

　　人们似乎愿意相信，50万，正离李秀华一家越来越近。

　　袁树国被这种不可理喻的乐观精神抛弃了，李秀华一家很快就不再来找他了。而他心里最清楚，在当地，此类民事赔偿从来都没有过三万的。事情发展至今，他一个和事佬已经无能为力。

　　于是那两天，另一批热心人开始活跃起来。比如谢新发，他是个开磷矿的老板，据称是李树芬的干爹，但和李秀华一家的关系并不算近，平时鲜有走动。

　　这一次，在李淑芬死亡当天，他就出钱找来冰棺，收敛了尸体。很少有人知道谢新发的其他背景，2007年他因为带着村民集体冲击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在全县出名。这次事件成为当年轰动贵州最为著名的群体事件之一。

　　自此，河边已经不仅仅是个看热闹的案发点，而是一个失意者的阵营，县城里真正的市民广场。这些年瓮安发展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在小河边，在那两天，得以万花筒式的呈现。

　　那些矿权纠纷中吃亏的乡民、那些移民拆迁中失意的流离者、那些为治安忧心忡忡的市民，再就是那些狂热的年轻人。他们在河边找到了共鸣。

　　最为明显的一个标志是，那两天，河边自发出现了募捐箱，往里面投入的票子从百元到毛票。

　　李秀华就是拿着这些陌生的钱，走向上访之路。按照乡下的说法，这叫本命年里犯斗牛，走的是险招。

　　八

　　到了6月25日，这一天，新人物登场。他叫刘金学，是县里农机站的站长，一个老党员。

　　他是县里派来做家属们思想工作的，他和李树芬的母亲沾点亲，平时走动也多。李树芬和她哥在县城租住的就是他的房子。

　　刘金学是个远近闻名的老好人，总是笑眯眯的对人，没人不给他面子。

　　在这个县城生活一段时间，要想找到一两个陌生人显然很难。周围乡村的族亲纽带，交接到县城里，就是一张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网。这张关系网反映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幅既实际又理想的农村图谱。

　　八竿子打不着，却又熟络得要死，这种现象时常发生。要说朋友，满大街都是血缘；要说仇人，随处都可找到不睦的理由。

　　而刘金学和李树芬他家正是这种不亲不疏的关系。

　　李树芬的母亲事实上也巴不得有人来代表政府跟他们谈。打从上回一位族亲冒冒失失地提出了50万的条件，越来越多的人们以为他们家要发了。这两天河边捐款，有人甚至说，他家已经收了30万。麻烦接踵而至，当地的黑社会也瞅上了他们。

　　而在当日下午，李秀华的弟弟、教师李秀忠在街上被一帮年轻人给打了。河边的人更愿意把这件事和早上发生的一段插曲联系在一起。25日上午，李秀忠被公安局叫去，鉴于他是李秀华的弟弟，又是知书达礼的教师，公安局希望他“重大局，出面负责做家属的工作”。短暂的接触中，这个读书人和几名干警发生了冲突。公安局无奈派人把这个老师送到教育局去做说服教育。

　　被打事件就发生在李秀忠从教育局回来的路上，暴徒向教师动手，这件事轰动了县城。

　　教师李秀忠的被打，把整个事件引向了一个暴力且无法控制的边缘。待在河边的那些人，把愤怒的矛头转向了这些年的社会治安软弱。

　　九

　　6月25日晚，进行了第二次尸检。

　　尸检一直持续到凌晨，随后，家属们和县政府的代表也再次坐到了一起。家属们要求得知李树芬死亡真相的同时，把经济方面的赔偿降到了6万。

　　这是一个不错的转折，刘金学觉得自己不辱使命。

　　而就在第二天，26日，河边又出现了风波。

　　有人报案说，在打捞尸体的对岸，发现了“强奸现场”。刘金学赶到河边，就看到李树芬的姥姥拿着一个信封，朝着人们挥舞。信封里是一叠卫生纸，据说是从“强奸现场”发现的。不远处，几个法医正在刮取地上的血迹，太阳底下，血迹泛着暗黑的光。

　　河边人们的讨论已经炸开了锅，真相仿佛正在向人们此前情感的推断一步步地靠近。强奸、杀人、沉尸，那即是21日晚上发生的一切吗？

　　与此同时，第二次的尸检报告传到河边。法医鉴定，少女李树芬处女膜完整，溺水前未发生性行为。

　　但那滩血迹，让刘金学不由想起，6月22日晚上，有场大雨，一直持续到黎明，足以冲刷此前的一切罪恶。

　　可现场的人们多半不这么理智。

　　十

　　李树芬的母亲也不希望河边的事态再持续下去。这些天，她感觉自己一家更像是暴风雨中的孤舟，身不由己，被看不见的力量推来搡去。

　　6月27日晚上，家属们和政府代表试图最后一次达成共识。他们又坐在了一起，这一次，李秀华也从贵阳回来了，大家都在猜测这个男人从省政府那里究竟得到了什么。

　　那一夜的协调会，开到了12点，进展异常的顺利。

　　政府在经济上提出了八点补偿，能表的姿态都拿出来了，能动员的部门也都掏了腰包。

　　那三个孩子，由于家里穷，每家最多只能拿1万块钱。其次，教育部门适当捐助一些；李树芬所在的学校三中，捐助5500元的保险费；他们家所在的玉华乡政府，给予经济补助和粮食补助。另外给家里老人低保方面的照顾，还有李树芬的哥哥，如果考上大学，给予贫困生资助。

　　李秀华对于这个处理意见没有异议。刘金学不由得舒了口气，他感觉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自己办成了一件大事，随即给负责善后的副县长肖松拨去电话。双方商量好，第二天上午在县政府去签字画押。

　　那一夜，在刘金学看来，李秀华显得颇为异常。他莫名其妙地对刘金学说了这么几句话：

　　一、北京今年开奥运接待上访者吗？

　　那天有个警察威胁我，说我随便去上访，即使到了北京，今年开奥运也把我赶出来。

　　二、儿子的高考分数下来了，480多分。

　　我儿子就是厉害，左手答卷子都能考上大学。

　　三、这事过了，我跟我老婆肯定得分(手)！

　　那一晚两个人聊得很迟，刘金学留他住下，李说什么都不答应。他说县城里，不习惯。摸着黑，就进山了。

　　第二天，28日，早上八点，电话铃声吵醒了刘金学。

　　电话里是李秀华的声音。他说，“哥，对不起，昨晚的事，我不能答应，我本命年犯斗牛。”

　　李秀华的出尔反尔彻底惹恼了副县长肖松。他当天下达了最后的处置通知，要求在下午两点半开始，处理安葬李树芬的尸体。

　　刘金学吓得不敢见县领导，灰溜溜地去上班。大约下午4点，他听到街上喊声震天，跑出去一看，河边的人们上街“请愿”了……

　　本案的三大疑点

　　其一，少女因何而亡？

　　法医只是证明少女是溺水死的，并没说孩子是自杀溺水。

　　如果按照官方公布的结果——李树芬和刘言超在谈恋爱，那么从任何角度看，西门河大堰桥(溺水处)都不是一个适合谈情说爱的地方。那里只有废弃的厂房和大片的玉米地，很容易让人产生犯罪的联想。这个城市谈情说爱的年轻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调查了10对左右，他们如果非要去西门河，都不会是大堰桥。

　　支持少女自杀论者，拿出的证据是，在QQ上，李树芬曾不止一次地跟别人说，我不想读书了。

　　但这个结论的问题是，少女不想读书，并不是只有死路一条。

　　或者是传闻中所说的，她在家里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这一点在记者的采访中，除了3位现场的当事人(王娇、刘言超、陈光权)持此观点以外，没有人这么说过。

　　其二，“叔叔”为何被打？

　　6月25日上午，李树芬的叔叔李秀忠被公安局叫去了。公安局希望这位教师“重大局，出面负责做家属的工作”。但李秀忠和几名干警发生了冲突，回家的路上，被打事件发生。随后，有人传言“死者的叔叔在讨公道时被打死”。

　　至今，此事还在调查中，李秀忠被谁打仍是谜团。

　　其三，为何要做“俯卧撑”？

　　这是外地人最关心瓮安的一个问题。

　　2008年7月1日晚，贵州召开新闻发布会。贵州省公安厅发言人在介绍调查情况时说到，6月28日22：00时许，即在李树芬溺水之前，与其同玩的刘言超曾制止过其跳河行为，见李心情平静下来。刘“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言超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新闻发布会几分钟后，“做俯卧撑”一语即开始流行于网络。

　　“俯卧撑”的制造者刘言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时候，已经明确表示：一、他平时很少做俯卧撑；二、他平时最常见的动作是以一条腿为重心，另一条腿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