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2008025封面
王益在证监会副主席一职上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但这5年却足以把他的前半生“串联”起来。他从29岁步入仕途以来开始积累的人脉资源，以及他在短暂的生意场上结识的朋友，都通过这个关键职位编织成了一个能量场。即使在王益1999年离任后，这个“场”对证券市场仍然保持着隐秘而巨大的“影响力”，并且，它显然失控了。
为官还是为商，王益的选择
1992年，王益和中国证券市场都面临着一个选择。当年轰动一时的深圳“8·10”集体舞弊事件，让中国最早一批股民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之后的4天，两地股市大跌，上证指数的跌幅高达45%。身处岔路口的中国股市做出的选择，是在最短时间内，成立了专门的证券管理机构。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主任。
1992年10月，被调至这个新成立的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担任副主任的王益面临的选择，则是关于自身前途。“此时的国务院证券委是个虚设的机构，并无实权，主要任务是协调重大政策和各部委的关系，然后联络10个部委的‘一把手’做委员或者副主任，并无具体的办事部门。”接近王益的知情人士说，“王益这段时间一直很困惑，继续留在这个部门，享受一个副局级官员的待遇，还是下海经商？”
其实，这不是王益一个人的困惑。这一年，在政府中层或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当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在同年5月下海成立“嘉德拍卖”的陈东升是这个有着特殊含义名词的发明者。据当时一份报纸的统计，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其中最知名的，是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他于7月辞职，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王益是“92派”成员之一，他经过接近一年时间权衡的结果，是选择下海。他在政府的资源帮助下迅速获得了“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理事”的头衔。“1993年，公职在身的王益，加入到了海南淘金的热潮中。”这名知情人说，“不幸的是，王益夫妻二人赶上了海南开发的末班车，1992年底，1993年初，他们杀到海南，不到一年时间，1994年海南的房地产热就基本见顶了。”连像万通母公司海南万通这样更早涉足地产开发的企业都身陷危机，更不用说王益这样的后来者了。
因为实体经济受挫，王益打造自己的资本系、最终实现上市的梦想也随之破灭。“王益因为在证券办工作的环境，对于资本市场还是很敏感的，他下海的真正动机，是在资本市场上大施拳脚。所以，从一开始，王益和他的妻子王昭明就努力构造一个复杂的交叉持股的资本系。”知情人说，“王益1993年底创办北京百峰新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由王昭明的海南海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股，北京百峰又先后参股了云南宝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组建青岛新益城市信用社。没想到，海南宏观形势的恶化，终止了这个尚在雏形中的资本帝国。”
生意上的失利让王益反思自己的选择。“王益从毕业后工作就在机关任职，说实话，经过这次换位思考，他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应生意场，办事求人的滋味很不好受，那两年多的从商经历让他疲惫不已。”国家开发银行一名接近王益的知情人说，“这让他下决心要重回仕途。”“1994年9月，处于生意全面危机时刻的王益，居然选择报考西南财经大学在职经济学博士，也是他这个决心的一个佐证。1997年，王益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上市公司运行机制研究》。”
1993年6月，国务院决定将证券委办公室设在证监会。自此，证券委和证监会的工作人员和工作场所等初步实现一体化，两年后，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机构编制方案》，确定证监会为国务院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这次机构调整为王益重返证监会提供了机会。而王益远远没有想到的是，证监会的权力即将发生的巨大变化。
证监会官员后来也不断地分化，一些又陆续下海了，另一些则留在了这个部门，比如王益。下海的，包括王益担任证监会副主席时的秘书、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曾任证监会法律部主任、证监会杭州特派办主任、党委书记、证监会稽查一局局长的太平洋证券总经理王超等。
“成了运动员的裁判，不能说他们一定都有问题，但这对于行政色彩浓厚的中国式监管来说，本来就是一个隐患。”一名业内人士说，“他们和身处监管部门的王益编织了一个更大的‘舞台’。”
1995年，王益上任
王益到证监会的1995年，这个成立于资本市场蛮荒时代、一切仍在摸索之中的监管机构刚刚经历了一场关于规则的内部斗争。它的结果，是行政派战胜了市场派。
后者代表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开山人物之一、现为中国投资总公司总经理的高西庆。对于监管权力过度集中的危险的察觉和警惕，是高西庆在1995年选择离开他一手参与创建的证监会的原因之一。“这是我第一次辞职。”高西庆说，“我在任时，有一次听人讲，我们部门的职员下班后，被一家公司的车接走了。后来这个职员告诉我是因为顺路。我就此专门开会讲过一次，‘顺路接的也不行，不能给人家瓜田李下的感觉’。但是一些人的思想与纪律脱节还很大，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高西庆当时的职务是证监会发行部主任兼首席律师。这位1981年9月赴美留学法律、在华尔街担任律师、1989年回国担任“联办”(即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前身)首席律师的学者型官员，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酝酿时期最重要的两部启蒙型文件《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和《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设想》的起草。显然，在高西庆首次为官的3年里，他的西方经验遇到了挑战。
所有争论的焦点，围绕着证券监管制度设立之初，权力起点以及权力边界的规划;而权力的核心，又集中在证监会的“发审权”上。“证监会成立之初，很主要的一个内容是讨论发审权问题。”高西庆后来回忆，“当时我的态度是，这个权力的立法在市场。即使后来不得已而进行发审，我一贯的态度是应该放弃发审权。证券市场不是证监会或者任何一个其他政府部门可以左右其基本运作规则、确定其商品价值的地方。从长远看，这个作用只能由市场来起，应该把这个权力放回到市场上，不然各方面矛盾解决不了。”
但市场派的理论没有起作用。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它是全世界100多个证券市场中唯一一个自上而下方式建立起来的市场。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深圳两个地方政府积极筹建证券市场，各自制定了一套公司、证券规则。因此，即便按照发审权从一开始交给上交所和深交所，背后的主导者也是这两个实力雄厚的地方政府。“这里不光有理念问题，也有利益问题。”高西庆说，“地方政府开始做证券市场时，印花税都由地方得，后来才一点点和中央政府分成。”
行政和市场之争的表象下，是中央和地方之争——行政发审权力向证监会集中，是这个过程的必然结果。高西庆经历的证监会时代的前期，发行仍是一个弱势部门，但1993年之后，这一局面就逐渐被改变了。“早期的发行部还只是做样子。”高西庆说，“1993年证监会开始发行审查时，上海和深圳地方政府自己审查的企业就想直接上市。后来国务院协调的意见是，既然有了证监会，一定要证监会审，但地方政府已经审过的，证监会可以不实质性审查。由上海、深圳市政府报的几十家企业都这样上市了。”中央和地方长达数年的博弈到1997年画上了句号——两个证券交易所上收，发审权全部收归证监会。
王益成了最终实至名归的行政权力的收获者。高西庆离任后，他所负责的发行部，被刚刚就任证监会副主席的王益所接管。和他的前任相比，王益显然是一位充满本土色彩的监管层官员。1985年11月到1992年9月王益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的这段时间，为他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和资源。“这些资源，在麻烦不断的股市蛮荒时代，的确显得更为有用。”一名接近王益的政府官员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