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核心在产权――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谈农村合作金融改革

　　 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８日电（记者刘诗平、白洁纯）２００３年，中国启动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对这场已进行了５年的改革，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指出，改到深处是产权，农信社的管理体制改革需进一步深化，而化解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历史包袱，关键是要建立立足自身、市场运作和多措并举的化解机制。

　　 管理体制：改革需进一步深化

　　 管理体制一直是农信社改革的焦点、重点和难点。对此，蒋定之近日在浙江、宁夏调研时指出，各地省联社成立以来在很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一体制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只要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有加强和改善，有利化解和防范风险，促进健康发展，应鼓励和支持多种改革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蒋定之说。

　　 他认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理顺行业管理与经营管理的关系，坚持市场化取向、因地制宜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做强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共同服务好“三农”。

　　 农信社的管理体制多有变化。１９９６年启动农村金融改革时，农信社脱离中国农业银行，其监管职能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承担。２００３年，深化农信社改革试点工作启动后，管理权下放给省级政府。２００７年８月，海南省联社挂牌成立，农信社省级管理机构的组建工作全面完成。

　　 产权：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核心

　　 “农信社改革的核心在于产权。”蒋定之指出，必须加快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股份制改革进程，先对城区和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机构实施股份制改造，再逐步向农村地区扩展推广。适合合作制条件的地方，可继续保留和探索丰富合作制。

　　 蒋定之说，要加快提高股权集中度，对经营好的机构，可通过定向溢价增发，建立股权流通转让机制，促进股权适度集中；对经营相对较差的机构，进一步放宽投资入股比例限制、放宽投资人地域限制、放宽企业法人入股盈利年限限制。同时，加快推进省内、省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间的战略合作、区域联合和兼并重组，支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业务合作和资本联合，健全公司治理，提升管理水平。

　　 据了解，深化农信社改革试点工作５年来，探索和实践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新的产权模式及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等组织形式。截至２００８年３月末，全国共改制组建了１７家农村商业银行，１２０家农村合作银行，１８４８家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社，全国法人机构数由３５５２７家减至７９３２家。

　　 切实增强支农服务功能

　　 蒋定之指出，切实增强支农服务功能，是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要目的。要建立鼓励业务开拓和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全面拓展小额贷款对象、金额、期限和利率，积极探索建立农信社与农业专业合作社的“两社”合作机制，构建起发放千家万户小额贷款的服务平台，有效提高农户贷款覆盖面、支农服务满意度和支农服务便利度。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目前是支农的主力军。截至２００８年３月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放的农业贷款余额１５１７７亿元，比２００２年末增加９５９８亿元，增长１７２％；农户贷款余额１２６３４亿元，比２００２年末增长１９８％；获贷款支持的农户数７８１１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３２．８％。

　　 蒋定之同时指出，要推动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商业性保险、相互保险和再保险体系，建立政府支持、企业和银行多方参与的担保制度，完善农业贷款风险转移和分担机制，探索林权、渔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作为贷款抵（质）押物，提高贷款抵（质）押率和有效保障程度。

　　 历史包袱：立足自身、市场运作和多措并举

　　 蒋定之指出，化解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历史包袱，需要发挥各方合力，关键是要建立立足自身、市场运作和多措并举的化解机制。在练好内功上下功夫，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制定清晰的业务发展战略和目标，调整盈利模式，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

　　 同时，要在发挥市场机制上做文章，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原则，采取收购、重组、兼并、战略投资等方式，帮助消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存量历史包袱。

　　 此外，在多措并举上出效益，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探索委托清收、资产置换等不良资产清收办法，提高不良资产回收率，并积极争取政府扶持政策，采取票据置换、减免税、注资、资产剥离等方式化解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历史包袱。

　　 蒋定之强调，当前更要加强风险管理，高度重视和把握业务发展与风险防范关系，警惕不良贷款的反弹压力，防止各类案件的持续高发。

　　 在２００３年深化农信社改革时，存在着巨额不良贷款。为化解其沉重的历史包袱，国家出台财政、税收和央行票据等扶持政策。截至２００８年３月末，已累计对２３９６家农信社发行专项票据１６５６亿元，向１４７６家农信社兑付专项票据１０１６亿元，但其历史包袱依然有待进一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