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自己刚刚开始做的时候一定有一种预期，经过了这五年的时间，也有一个逐渐的校正和适应的过程，你觉得出发的时候设定的新闻发言人跟自己做完五年的时候，有哪一些是相同的？有哪一些是不一样的？

　　王旭明：

　　可能出发的时候更激情一些，更冲动一些，对在路途上有可能遇到的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估计的少一些，但是在行走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感到有些艰难，当然也有一些享受。

　　主持人：

　　最开始有没有给自己一个准则？说我要做政府新闻发言人一定得强调这几个关键词，这几点？

　　王旭明：

　　有的。首先在我没有做新闻发言人之前，我做了七年的记者，然后又做了五年的新闻处处长，在这一段经历当中，我自己感觉我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政府或者有关部门能给我提供良好的服务。我做新闻处长的时候，我就希望我尽可能的提供给记者一些最基础的服务，给那时候的新闻发言人提供一些服务。在我做了新闻发言人之后，我就觉得在这些服务工作的基础上，更应该突出这样几个，我给它归纳为16个字，我觉得作为一个好的新闻发言人首先要传达政策。第二个是要引发深刻。第三个是要提升理念。第四个叫丰富情感。在这16字的理念当中，我觉得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打了60分的是传达政策，我觉得要传达政策要做到及时、准确、全面、有效，当然还要尽可能的形象、生动、具体、感人，要做到这些要求，都有很多内容，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也是最最难的是及时，因为我们太习惯于……

　　主持人：

　　一停，二看，三通过。

　　王旭明：

　　对，我们常常是这种现象，当谣言传遍天下，真理刚刚穿鞋，当谣言已经深入人心，真理开始上跑道，当谣言已经深入骨髓，那么这个真理开始全方位地出动做工作，老是慢半拍，所以这个事半功倍。

　　主持人：

　　及时非常重要，但是有一点是你身上非常强有力的一个特点，可能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伴随你的一些争议甚至批评也与此相关，但是当你离开的时候，表扬也与此相关，就是做一个安全的新闻发言人其实可能相对还容易一点，比如说选择安全一点的语言，但是你经常会选用生动的，跟大家容易接近的语言，但是也容易蕴藏一些风险，你是当初没有感受到这种风险吗？为什么要选择不太安全的一些语言方式？

　　王旭明：

　　我自己在自己的工作实践当中确确实实感受到我们党和政府有许多好的政策，但是这些好的政策实实在在地说还有相当一部分停留在文件中，停留在会议里，停留在上下级的传达程序上面，真正要进入到老百姓的心坎上，我觉得可能还要有相当的一批人专门来做这个工作，相当一批人专门来做这个工作我就感到很荣幸，我是这样的人之一，当然我可以有非常稳妥的办法，比方说这样宣布，记者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来宣布关于什么什么的决定，教育部决定今天什么什么，今天下午发文件，教育部强调，我觉得没有什么争议，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把政府的声音传出去了，我觉得要想把政府的声音传出去，以文件解释文件，以念文件，说文件的方式，传播效果几乎为零。

　　主持人：

　　只出了你的嘴，没入人家的心和脑。

　　王旭明：

　　对，说的非常对。所以我就特别欣赏我最欣赏的新闻发布的一个导师启蒙者，也是对我们国家新闻发布工作做出卓著贡献的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同志，我觉得他的特点对我非常有启发，就是立场站在政府上，语言是自己的，所以我在自己的新闻发布工作实践当中也努力追求立场是政府的，语言尽可能用自己的。

　　主持人：

　　但是你也因此面临过批评，也面临过我的批评，咱们不妨一起回顾一下。

　　王旭明：

　　好。

　　(播放短片)

　　2006年4月1日《中国周刊》节目资料

　　王旭明：

　　今天我要向各位阐述的第二个新闻是关于中小学代课人员清退工作的有关情况。

　　可以预期，在尽短的时间内，将要把余下的44.8万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

　　记者1：

　　四十多万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有的代课不是半年、一年，有的代了好长时间，很多代课老师获得的薪酬可能还不如去一个车间打工，一下子辞退了，对他们的安置问题，他们的权益保护问题(怎么办)？

　　记者2：

　　他们被辞退之后是不是可以得到适当补偿？44.8万代课教师被清退之后，农村的中小学师资力量是否有保证？

　　王旭明：

　　刚才我在发布新闻的时候用到两个字：“清退”，特别强调是清退代课人员，“清退”是什么意思？就是清理和退出的意思，至于您说的有可能产生各种遗留问题，情况可能很复杂，具体情况很不相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看，但是清退的原则是不动摇、不变的。

　　白岩松：

　　“清退”二字非常无情，像是对犯了错误的人们用的词汇，然而几十万的代课教师在过去很长的历史阶段里为中国教育的贡献人所共知，而在贡献的同时，他们几乎拿着最低的工资，甚至在西部一个贫困县，70%的代课教师20年里只拿着每月40块钱的工资，是很多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六分之一。人们疑惑，面对他们该用“清退”这样的词汇吗？我们的一些新的政策的出台可不可以更温暖一点呢？

　　主持人：

　　我不说抱歉，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很熟，有的时候互相彼此很坦率地提出这样的意见，就事论事，但是当做政府新闻发言人的时候一下子在所有聚焦的面前会面临一些批评，一般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王旭明：

　　因为我反复强调是做过媒体的，有媒体经历的人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种独特的优势就是理解，非常理解媒体的工作状态，它的工作目标。你应该知道官员和媒体是两种工作状态，两种工作语言，两种表达方式等等。

　　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事情我还非常重视，虽然我当时传达的是一个政策的声音，但你这期节目看完以后，我在深深地反省自己、检点自己，传达的政策是没错，但是在传达的时候，就像你说的是不是再充满人情化一点，再温情一点，因为这项政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项政策这种现象产生，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他们本人，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对这样一种现象应该更加客观、更加实事求是地分析。

　　主持人：

　　我为什么刚才拿出了这一段呢？我不好意思拿别人批评您的，那好像是借别人的剑，但是我看到了您在关注这种批评，然后自己会产生一种校正的系统，这在政府新闻发言人来说，我们曾经以为很难做到，这些年面对了很多了批评，甚至有的批评可能不一定是正确的，面对不正确的批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王旭明：

　　面对不正确的批评，包括失实的，包括放大的，包括夸张的，甚至包括丑化的等等，可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我始终坚持着，就是在传达政府声音的时候，我觉得我宁愿冒一点风险，也不去走那种所谓的照本宣科式的。

　　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党和政府反复多次地提出我们当代大学生就业问题，要转变大学生就业观念，当代大学生要努力适应社会生产的需要，要眼光向下，努力地适应各种需求等等，这些政策反复说，但是给人的印象总不深，于是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媒体对于大学生，包括著名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去养猪，媒体不必哗然，就是所谓的“名校生养猪论”。

　　主持人：

　　但是背后是有你另一种想法在里面。

　　王旭明：

　　对，另一种想法。但是我觉得这样一种比喻有当初的语境，所以就非常能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和讨论，我觉得这种传播效果和照本宣科的传播效果绝对不一样。

　　主持人：

　　如果最简短的一句话，在这个段落还有一个问题，作为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另一方面对媒体，在这两者之间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王旭明：

　　我始终认为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他是干嘛的？我形象地比喻为他是搭桥人，桥的这一面是政府，桥的这一面是公众，两端一面是政府，一面是公众，在桥上来回走的人是谁呢？是媒体，媒体愿不愿意到你这个桥上来？因为有很多桥，有很多路可以走过去，它愿意不愿意到你这个桥上来，我就看新闻发言人或者新闻官桥搭的好不好，所谓搭的好不好就是你的各种服务是不是到位了，你是不是能够得到媒体的认同，同时也得到政府的认同等等。

　　主持人：

　　接下来我们会跟王旭明一起来探讨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近五年所走过的道路，之后继续关注《新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