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紧缩的货币政策正在发挥它的作用，中国市场的内需有复苏的迹象，中国的产业结构也正出现可喜的转型。但是，我们依然感到，目前的宏观形势不容乐观，且中国的决策部门也面临着来自国内外两大方面的挑战。

　　首先，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两驾马车在放慢它们勇往直前的步伐。一方面，中国的净出口增长在减速。美国次贷危机终于将世界经济“失衡”问题的严重性暴露无遗，而且，它还引发了国际资本为规避风险或追求高收益来补偿风险的大逃亡，这使得被绑架的原油市场和其他工业原材料市场的价格一再创下历史新高，为世界经济的增长蒙上了厚厚一层阴影。结果，外需的减少、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的下降和生产成本的急速上升，使得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的投资增长速度也在放缓。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府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巨大压力，开始放松对要素价格的管理，由此带来的成本上升因素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对外的价格竞争力，而利润的下滑又阻碍了企业投资规模的放大。此外，随着全球滞胀风险的积累和向外释放，国内外消费的疲软和全球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未来从紧的货币政策趋势也影响了企业投资的动力。

　　其次，随着目前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需要中国通过经济结构产生的巨大变化解决制度转型中积累的矛盾。如果这些矛盾不能及时解决，中国经济在抵御目前内外冲击的问题时就会显得十分脆弱，自身的发展也很容易偏离健康轨道，造成大起大落的局面。有时这种结构性问题积累得越多，越会影响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果。

　　最近，从股市的波动就能看到上述问题的一些特征。按理说，股改的目的就是让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成熟、不断健康地朝前发展。但受到中国股市发展的历史环境约束，上市公司的质量不能保证给投资者带来稳定的可持续财富。同时，投资者之间利益的多元性和投资财力的不平衡性，更加重了中国这个不完善市场的波动性，这也影响了上市公司依据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的战略。于是，投资者和融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借助外部各种“事件”的发生越发显得不可“收敛”。股市的大起大落，很大一部分是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大小非”解禁、上市公司再融资、新股发行、大盘蓝筹股海外回归、战略投资者持有股票的解禁等事件，从本质上讲，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治理功能、价值创造功能、流动性保障功能和风险分散功能的有效发挥。

　　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和结构等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好想法”却迟迟等不到“好结果”。反而在外部环境变化中，“好事件”产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内外“空方”的格局。这不得不引起反思，促使中国尽快适应内外环境变化，调整原先的做法和战术。

　　因此，对于“新战术”的设计思想，笔者认为，应该确保以下几个原则：一是要用“做多”的努力去应对当前看似“做空”的环境。比如，通胀压力要求我们不能放松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但应该活用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等组合拳的手法，发展中国有活力的企业扩大能带来高附加值部门的投资。二是用催生“质变”的改革手段解决需要“量变”的市场饥渴。当然，目前在宏观调控环境下，股市需要流动性，企业需要流动性，地方政府需要流动性，但仅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缓解市场资金的压力，而不积极通过制度和法律的完善解决中国经济结构中固有的利益冲突问题，很可能会遭遇类似越南经济滑坡的风险，使得未来对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流动性缺失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政府强调制度完善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比起单纯的救市要求更具科学性。因为一个“内功”没有练好的市场，“救市”的效果不仅短暂，而且成本会越来越大。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