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怎样才能听到真话，或者听到更多的真话，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平常，但在实际上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重要问题。

　　 一些地方“真话”为何会“没有市场”

　　 “说真话”是一种社会的德行。这是一种既可以被鼓励培养，也可能被逐渐消灭的社会德行。换句话说，人在江湖，无论是说真话、听真话或者说假话、听假话的偏好选择，除了先天的本性之外，更是源自后天感染，亦即“习得”或“从俗”。对于一个社会群体而言，通过一定时间的“培养”，说假话就会成为习惯。这种培养的本质，就是当它说真话的时候便受到惩罚，而在“掩饰”与“撒谎”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好处，至少是可以规避惩罚。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由此得到印证。这其中还有一个更为“哲学”的问题，即一个人“说真话”或“说假话”的习惯本质，究竟是后天习得，还是有先天的基因作用。由此引申开来，如果是后天习得的习惯，那么它是否会因为进化的选择而进入未来人类的基因？

　　 为什么往往“假话有市场”：经济学视角里的“真话”

　　 以经济学的语言来解释，说真话是“供给”，听真话是“需求”。需求决定供给，如果没有足够的需求，那么关于“真话”的“供给”必定趋于萎缩。换言之，“真话”的供给取决于需求。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真话”需求的社会环境中，不可能存在任何有价值的“真话”的供给。反之亦然，如果在一个市场环境中，说假话成为风气，“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那么作为“供给”的假话便会大行其道，这就是坊间百姓所深恶痛绝但却基本无力改变的“假话有市场”。前些年在某些地方的统计数字中，“掺水”现象严重，省市领导机关发布文件要求“挤出”经济发展数据中的水分，竟会成为重要的“新闻”，足见“说假话成风”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

　　 按照法制社会“公序良俗”的原则，即文明人类的道德共识，“说假话”是“不好的”；终其极致的“假话”，便是违法。若从“凡事必有成本”的角度考察，无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都会有“成本”的付出。说真话的成本，是“守法成本”，说假话产生的付出，就是“违法成本”。当说真话的人不断受到惩罚，也就是要付出更高的“守法成本”的时候，真话便会绝迹，而假话必然盛行。人们形容一个社会的状态，可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可以说在某些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假话没有市场”。反之亦然，在有些社会环境中，也可以形成“真话没有市场”的局面。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公序良俗的概念逐渐扩展到经济领域，即为了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而对经济自由予以限制的公序。按照现代经济学已经阐明的规律，一个市场风格的形成，主要取决于统辖并调节控制这一市场的“制度”。“假话”相当于商品意义上的“假冒伪劣”，在一个鼓励“假话”的市场中，“真话”只能退出。而当一个制度体系不再遵循“公序良俗”原则的时候，这个体制所代表的社会便没有真话可言。

　　 在涉及环境问题的诸多制约因素中，制度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说真话与说假话的问题也是“环保”问题。自然界里的生物，包括人，赖以栖身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受到毒害，被称作“环境污染”；而假话成风，受到污染的则是社会人群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科学家经过长期的研究得出结论：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关键，既不是金钱，也不是技术，而是制度。换句话说，在涉及环境问题的诸多制约因素中，制度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结论，在解释或者解决因为“假话”造成的社会污染方面也完全适用。在宏观讨论的层面，没有真正得到净化的制度，就没有真话的市场。说真话的市场不能形成，因为“说假话”而造成的社会污染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干部要想听到真话，进而听到更多的真话，最为首要的先决条件，是我们的干部本人必须出以公心，“希望”听到真话，从而在自己负责的“一亩三分地”不断培育“真话”的市场。希望听到真话的干部，通常自己也倾向于“说真话”，或者选择“不说假话”。(作者龚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