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21日，因举报抚顺市委书记而在监牢里度过509天的于瑾，现在被无罪释放。举报唯艰，终于给于瑾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辽宁省纪委处理此案的专案组人员也认定，正是因为于瑾等人的举报，最终导致了抚顺市原市委书记周银校的案发。(见7月28日《中国青年报》)
举报市委书记落下牢狱之灾，举报之路如此触目惊心，官场腐败让人堪忧。从女开发商于瑾举报抚顺市委书记前前后后的恶劣遭遇，让我们感到：某些政府官员素质如此低下，民众对职能部门的执法和监督如何能不失望？政府的公信力又如何能不下降？在查办王东霏诈骗案的过程中，于瑾从王东霏家中看到2004年3月周银校写给王东霏的一封信：“因为于瑾以前告过我，让我很没面子，我恨死她了。如果利用动迁户上访的事定不了她的死罪，东霏你把土地这事办好，我们照样能在抚顺判于瑾死刑，让于瑾倾家荡产死在抚顺。”从信的字里行间，一个市委书记因为陈年往事，因为曾被告，“很没面子”就打击报复，蓄谋陷害举报人，心肠之恶毒，政策水平之低下，道德品质之败坏，怎能不让民众瞠目结舌！心寒心忧！
在心寒心忧之余，三个问题让我们反思，一是像周银校如此水平之人，有资格做市委书记？在有人举报的情况下，且曾有中央媒体广泛报道而在抚顺引起了轰动的情况下，他竟然还敢炮制假承包一事，诱惑举报人上当受骗，胆大包天，我们的举报制度在当权人眼里手里成了什么？二是执法部门是如何办案的？举报情节清楚，证据确凿，举报人反而举报有罪。执法部门的“法”在为谁所用？“律”在为谁所行？执法人员、办案人员助纣为虐为了什么？三是举报者如此下场，谁还敢举报？不举报，忍无可忍的后果是什么？现在社会上出现的诸如贵州瓮县群发性事件；云南省普洱市孟连“7.19”警民暴力冲突事件，这些难道不与我们的某些领导权为私所用，利为已所谋，打击陷害，堵塞言路关系甚大？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反省？
这样很黑很恐怖的打击举报人事件，现在难道仅仅赔偿受害者经济损失就行了？果真如此，今后谁还敢举报？因此，笔者希望对在整个事件中为“虎”作怅者，执法失职者，亵渎司法公正的有关人员，严惩不贷，以儆效尤！更希望通过此次事件，使得于瑾苦笑的：“有人说，在中国，做个举报者从来都不会有好下场”的局面彻底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