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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孙女的财富人生:靠炒股起家 84岁还在打拼

  


   袁世凯的孙女,已84岁高龄的袁家倜。

   她曾是购物不花钱,出门有保镖的千金大小姐;“文革”抄家后,她被下放农村,成为劳动妇女;改革开放后,她靠买原始股起家,成了天津西餐厅的女老板。她为何要在花甲之年闯荡商海?她又经历了怎样的创业历程?她的成功仅仅是靠着她显赫的家世吗?让我们走进这个传奇的老人——至今仍在商场打拼的袁世凯84岁的孙女,去探寻她的商场不败秘诀和分享她的财富人生

   来到天津,位于中心市区南部的“五大道”,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美誉,这里至今还保留着300多座风格各异的小洋楼。在其中的“成都道”上,有一座并不起眼的四层英式洋房,是袁氏家族目前在中国大陆唯一的房产。洋房上挂着“苏易士西餐厅”的牌子,其经营者是袁世凯的孙女,已84岁高龄的袁家倜。

   袁家倜是袁世凯目前在世的孙辈中年龄最大的。她精力旺盛,69岁开始下海经商,如今还在商海“打拼”。老人家皮肤细腻,看上去十分年轻,举手投足间,还留有旧时大家闺秀的味道。

   “袁家的封建残余我没有继承,唯一可能保留了点的,就是生活上的考究。”袁家倜的着装讲求特色,涂的指甲油是香港的,抹的化妆品是倩碧等大牌,戴的首饰工艺精细,连洗发水、沐浴露也很讲究。她说自己琴棋书画没有天分,唯一的爱好就是购物。

   袁家倜底气很足:“我现在很独立,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这在以前老袁家的女人里,是没有的。现在的生活让我很快乐。”袁家倜在天津做了24年的政协委员,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扶贫救灾,她总是冲在最前面,为天津的经济发展做了不少贡献。

   谈起过往,袁家倜反而庆幸自己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大起大落。“这对我是极大的改造和历练。半个世纪的巨变反而救了我,刺激了我的求生欲,让我学会自力更生。否则我早像袁家大多数子孙一样,养尊处优,靠遗产寄生,然后抽大烟,找乐子,穷困潦倒而亡”。

   祖母是朝鲜人

   袁家倜是袁世凯四子袁克端之女。袁世凯一生正式娶进门的有一妻九妾,共有17个儿子、15个女儿、22个孙子、25个孙女,袁家儿孙共计79人。

   袁家倜的父亲袁克端,是袁世凯的四姨太吴氏所生。吴氏是袁世凯三位朝鲜姨太太中的一个。当年,她本是作为丫鬟,随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陪嫁到袁家的。哪曾想,本以为来做“正室”的金氏,却和她的两个丫头,同被袁世凯收为妾。她们三人都是朝鲜族,嫁到一个陌生的封建家庭,语言不通,又不懂得中国的封建礼数,在袁家受尽了凌辱和折磨。

   袁世凯喜欢缠足的女人,他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这三位是“天足”,其余都是裹足的。三位女子来时都已成年,无法裹足,无奈只得仿照从前京剧中的花旦、武旦“踩寸子”的办法,做出缠足的样子,来取悦袁世凯。吴氏还算幸运,死在袁世凯直隶总督任上,少受了一些罪。其他两位直到袁世凯去世,才离开“寸子”,最后连路都不会走了。不仅如此,满怀醋意的大太太还经常趁袁世凯不在家,对她们非打即骂,甚至进行虐待。

   袁世凯去世后,他的现金被分为17股,给了他的每个儿子。每人一股,计12万银元。15个女儿,每人分到嫁妆费8000银元。姨太太随各自儿女生活,不分现金。但袁世凯生前的金银细软、玛瑙玉器、绸缎裘皮,各房太太均分了一些。

   在天津胜利路大营门,原有一个大院,六座大楼。解放前,袁世凯的大部分姨太太及其子孙们,都聚居在此。1924年袁家倜便出生在这里。当时,祖父袁世凯已去世8年。

   袁家倜没有见过祖父,但她多少也有所耳闻:“父亲很害怕祖父,他们以前每天要给祖父请安,每天几乎都是公式一样的问答,有时惹恼祖父,甚至会被用皮鞭和木棍抽打。”袁世凯偶尔会在儿子请安时,让他们陪同吃饭。据说一次,二儿子袁克文吃得很饱,袁世凯递给他一个热馒头,他不敢说不吃,偷偷将馒头塞进袖筒,竟烫掉了一层皮。

   袁家倜说,袁世凯虽然对儿子们很严厉,但对女儿们却比较“娇纵”。“祖父有着‘女儿为重’的思想,家里的男孩都有小名,但女儿他都不允许起。他认为女儿是别人的人,同时也是他攀亲家的工具。袁家的子女都是包办婚姻,几乎全都与当时的满清王爷和军阀后代结了亲。”

   与世隔绝的大小姐

   袁家倜的母亲是天津最有名望的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母亲家里在天津光出租的瓦房就有好几千间,当时两家联姻,让很多人羡慕不已。

   然而谈起自己的父母姐妹,袁家倜不堪回首。她的父亲毕业于天津新华书院,字写得相当有水平,古硬质朴,自成风格。然而作为大总统的儿子,袁克端从小养成了吃喝挥霍的习性。他当过张作霖大元帅府的参议,但连班都不会上,之后又在开滦矿务局当挂名董事,每月分300元银元。袁世凯搞洪宪帝制时,他还刻了“皇四子”之印,自比雍正。可惜好景不长,1916年袁世凯去世时,这个儿子,一夜间由“皇四子”变成了寻常百姓,他难以接受,大受刺激,从此精神失常。

   袁家倜童年时期,曾有过13年优越的生活。在她4岁时,被无子女的二姑妈过继到门下,来到了江南水乡无锡。“二姑妈家是一个新式家庭,二姑父曾留学美国,是中国较早接受实业救国思潮的民族工业家。他在无锡办有丝绸厂,是当地的首富。”袁家倜在二姑妈的教育下,开始学习英文,了解经营,并考取了上海中西女子高中。

   袁家倜上的是教会学校,她说自己当时最怕的,就是上历史课。“只要一提到袁世凯,我简直就无地自容。”

   “那时我进学校,汽车的窗帘都拉着。8点上课,我7点50分进校,汽车要一直开到学校里面。他们怕我被绑架,给我带一个保姆,一个男保镖,一个司机,3个人送我上学。等我上课的时候,保镖要在外面守着,司机回去,到点再来接我们。”袁家倜后来回想,“你说这样的生活叫什么?叫幸福?我觉得不是。就好像是没有自由的行尸走肉,你和社会根本没有联系。”

   但不能否认,在无锡的日子,是袁家倜最快乐的时光,她可以上街,可以和邻居家的男孩一起玩。然而,袁家倜17岁时,因二姑妈出国,她又被送回天津的家。

   回到死气沉沉的袁家,袁家倜开始被进行“早晚请安、吃饭不得‘过河’”等封建礼数的管教,“家里人不让我上学,因为大学男女同校,他们在家里给我请了汉文先生。我念了4年古文,现在诗词歌赋,都还会一些。”

   在姑妈家接受了西式教育的袁家倜,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袁家封建残余到了后期,青年人有点正义感的,都接受不了。”不久,袁家倜成家了,嫁给了当时天津民族工商界颇有名望的“元丰五金行”的老板丁先生。

   “我爱人也是个资本家,他当时自己创办了3个企业,我们还有个贸易行,年底收钱都是我亲自过目,”但不久,随着政策形势的变化,她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1956年开始公私合营,袁家的特权被取消了,他们再也不能不带钱就随意买东西了。这些细微的转变,对袁家倜来说,“也是个适应和改造的过程”。

   接踵而来的“文革”,更让她感到了“真正的末路”。袁家倜接到最后通牒,全家到农村去接受改造。她当时已有三儿一女,大女儿已经在甘肃祁连山插队。她和丈夫带着三个儿子,一床铺盖,告别生活了几十年的小洋楼,来到天津西郊大寺王庄子。

   袁家倜走时,头都没回,她当时想,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农村对袁家倜和她的全家来说,遥远而陌生。荒凉的土地,坎坷的土路,低矮的土屋和呼叫的北风,让一家人不知所措。“为了驱蚊虫、赶毒蚂蚁,我学会了抽烟;没有吃的,只能把捏不拢的散窝窝头和着野菜吃;经过锻炼,后来40斤的土豆,我背起来就走。”袁家倜突然发现,她的意志力竟如此坚强。

   在农村时间久了,袁家倜开始动起脑筋:“那里生活非常贫穷,一天劳动下来,只有一个工分,而一个工分才1毛5分钱。我想到丈夫曾担任过天津市工商联五金工会主委,又是干生意出身,大胆向村里提出了开办五金小工厂的建议。”在农民们的支持下,袁家倜办起了当地第一个镀锌厂,她当工厂会计,丈夫当厂长。在他们的努力下,小工厂越来越红火,给农民们带来不少实惠。工厂开张的第一年,村里的工分就提高到8毛5分钱。“这大概是来到农村的第3年,从此我们最苦的日子过去了。” 袁家倜一家在农村干了整整8年。1973年,堂哥袁家骝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国。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袁世凯第三代后人逐渐恢复自由。1978年,袁家倜回到天津,住进了位于天津成都道40号的小洋楼。她百感交集,“8年的改造,我认识到什么?并不是钱的重要,而是一个人生存的本领,你要在什么状态下都能活,这是一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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